這是戰爭中的愛,也是戰爭中的殘酷

真正讓大眾持續支持戰爭的是愛,而不是恨:對祖國的愛,對個人所屬社區的愛,以及—最重要的—對在軍中的丈夫、父親、兒子的愛。

長期以來,第一次世界大戰都被認為是20世紀“對未來影響最重大的災難”。在這場戰爭肆虐的4年又4個月裡,7000萬人被動員瞭起來。近1000萬人死去。一個個社區遭到破壞,民眾流離失所。交戰各國因仇恨、痛苦與悲傷而國力受損。中歐東部是這場災難的震中。位於這一地區的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帝國是這場戰爭的發動者,也是這場戰爭的戰敗者。這兩個國傢的死難者人數占大戰死難者總數的1/3。沒有其他地方承受瞭如此慘重的傷亡。倘若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戰確實是後來貽害歐洲的種種災禍——極權獨裁、又一場世界大戰、種族滅絕——的起因,那麼首先是因為這場戰爭極為深刻地改變瞭中歐的各個社會。歐洲大陸現代歷史的悲劇進程的關鍵蘊藏於這一地區,也蘊藏於該地民眾在1914至1918年的極端痛苦經歷、無法彌補的犧牲以及身體和心靈上的流離失所。△鐵壁之圍“圍”的是哪個范圍的“鐵壁”?

“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戰迥異於此前的大多數戰爭……它是一場存亡之戰,一場徹頭徹尾的人民的戰爭。”
——埃裡希·魯登道夫

在後方前線,算計和情感一同激勵著平民心甘情願為本國的戰爭努力付出。俄國的好戰性激起瞭怒火和憤慨,而且人們也有很多出於擔憂的私利;畢竟,俄國人在東普魯士和加利西亞的肆虐已經展示瞭入侵的可怕後果。也有人憎恨敵人,但這種憎恨並不廣泛,而且這種憎恨其實是一柄雙刃劍,特別是在德國。憎恨通常被認定為“戰爭文化”的核心。然而奇怪的是,在奧匈帝國和德國,最有力地動員和支撐著民眾的因素,是愛。愛支配著戰爭辭藻。在可怖的戰場上,有最純粹的愛的表達。△“愛的饋贈”,在此圖中,開赴前線的德軍士兵正從紅十字會的助工手中接過物品士兵甘願參戰、甘願赴死的做法,被高度理想化地理解為一種大愛的行為。正如一位神職人員在1914年10月告訴他的教區信眾的,“愛是所有事物中的主要要素;沒有愛,我們什麼都做不瞭。如果在東線和西線戰場上為我們而戰的勇敢弟兄們不是懷著對祖國的大愛而開槍,那麼戰爭的結果就是燒殺擄掠”。士兵們被認為是在主動做出“犧牲”,對於這些基督教社會來說,這是極其熟悉且非常感人的理想。那些陣亡的士兵被尊崇為烈士,他們“為瞭祖國而英勇地倒在瞭光榮的戰場上”。在戰爭剛開始的兩年,一些人,特別是出身中產階級的人,會用類似的高尚詞匯來表達他們遭受的磨難與苦痛。

後方社區用行動來報答,這也被視為一種愛的表達,但這是一種更溫和、撫慰式的愛,當時的人將它和慈愛的女性天性聯系在一起。德國皇後在戰爭剛開始幾天定下瞭這樣的基調,她呼籲女性臣民承擔起“神聖的事工”,去支持參軍的丈夫、父親與兒子,支援祖國的“決定性戰鬥”。皇後的號召很快在民間得到瞭呼應。例如,德國南部城市海爾佈隆市的市長巧妙地描繪瞭一幅整個社區在戰時高度性別化的圖景,當時他宣稱:“在手持武器的軍隊後面,愛的軍隊現在必須列隊集合瞭。”在德奧兩國,為處於戰爭狀態的社區所做的志願工作被稱為“愛的事業”,而民眾寄給前線士兵的包裹則被命名為“愛的饋贈”。人們很容易理解這種話語的強烈號召力,因為愛的信息跟任何有親人在前線的人都是有共鳴的。傢庭是戰時社區的基本單元,而且傢庭在不遺餘力地支持著傢中的士兵。在4個女兒的幫助下,漢堡婦女安娜·考恩施泰恩照顧著在當地組建的第七十六步兵團中服役的兒子阿爾貝特,她的努力說明瞭“愛的饋贈”這個名字是多麼恰如其分。△一戰時,在瑞士阿勞舉行的為受難者“收集愛的禮物”的活動和其他數十萬個傢庭一樣,安娜一傢精打細算、省吃儉用、排幾個小時的隊、懇求別人、以物換物,隻為瞭能弄到一些好吃的東西,或是能弄到些烤蛋糕的材料,然後寄給身在西線的阿爾貝特。後來雞蛋和黃油變得實在太貴,安娜便轉而試驗瞭一種不需要這兩類材料的蜂蜜蛋糕。有時,這傢人會把剪報夾進給阿爾貝特的包裹裡,以便讓他知道傢鄉的消息。她們的信件以及隨之寄去的禮物,都是深厚愛意、時時牽掛和希望阿爾貝特平安歸來的強烈願望的物質表現。但凡她們收到回復稍有延遲,或是由於阿爾貝特太累、太忙而沒法回信,或是由於戰地的郵政配送有所耽擱,都會讓母女幾個心驚肉跳。阿爾貝特的一位姐妹在一封信中叮囑他要及時回信,“免得讓我們滿心焦急地盼著一個又一個郵遞員”。當這傢人得知阿爾貝特的團投入戰鬥時,她們更加擔心。在這支部隊參與瞭1915年4月在默茲河谷地的攻勢後,安娜接到瞭兒子的來信,這讓她大大地松瞭一口氣:

我親愛的阿爾貝特!我已經收到瞭你4月26日和4月30日寄來的卡片。在你的第一張卡片寄到時,我們簡直高興壞瞭。因為我知道你參加瞭戰鬥,且漢堡參議院收到的急件稱漢堡團在作戰中表現突出,我一直提心吊膽,好在我們終於收到瞭你的卡片。我多次向上帝祈禱,希望上帝能保佑你。

在提醒瞭兒子自己給他寄去瞭巧克力和一個蛋糕後,安娜在傢書最後寫下瞭祝願的話:“願上帝繼續保護你,讓你能平平安安地回到我們身邊。一直陪伴著你的媽媽。”戰爭文化讓這種愛傳播得超出瞭傢庭血緣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圍內增進瞭團結。阿爾貝特不單單從傢人那裡收到過“愛的饋贈”。1914年聖誕節,阿爾貝特還收到瞭漢堡商業貼現銀行(戰前,阿爾貝特曾是這傢銀行的職員)管理人員寄來的包裹,“以代表我們的心意”。類似的表示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裡是很常見的。△釘像是奧地利與德國德意志戰爭文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物質表現方式,它們代表並強化瞭共同的自豪感、團結感與愛國主義;圖為柏林的興登堡鐵像,1915年9月4日揭幕當天,約2萬人在其上敲進瞭釘子各種協會,無論是社會性質的、宗教性質的,或是興趣愛好性質的,也紛紛給自己在軍中的會員寄去瞭禮物或是時事通訊。教區,特別是在鄉村地區的教區,是為士兵及其傢庭提供關懷與幫助的核心網絡。神職人員為士兵們舉辦社區祈禱活動,組織見面會,讓人們在會上朗讀身在前線的當地人寫的信。他們還會告知信眾最新的戰爭動態,提議為士兵或傷兵寄送錢財、禮物。有些神職人員還會出面和政府交涉,爭取讓一些士兵回傢探親。如果有人被報失蹤,神職人員會幫助其傢人打探失蹤者的下落。在幫助社會應對大規模喪親問題時,神職人員自然是關鍵人物。市鎮和地區當局也給予瞭關懷,雖然沒有那麼個體化,但很有影響力。在德國和奧匈帝國,地方認同都很強烈,城鎮也在努力地關懷本地士兵。1914年10月,34輛裝滿禮物的汽車,從漢堡市中心市場出發,開往前線去慰勞戰士們。時刻記掛著兒子的安娜還特地寫信問兒子是否收到瞭慰問品。漢堡市議員迫切地想要表達本社區的感激之情,常常跟著慰問車隊一起前往前線,親自將禮物分發給漢堡步兵團的士兵們。△聖誕夜時德軍在戰壕慶祝德國和奧匈帝國政府都試圖引導並參與這種愛的網絡。兩國都設立瞭中央福利組織。哈佈斯堡國防部下設瞭一個“戰時福利處”,在德國,一個類似的“戰時福利辦”給士兵傢庭提供幫助。半官方的慈善機構也發揮瞭重要作用。紅十字會和奧匈帝國的寡孤救助基金是最為重要的。還有一些專門的組織得到瞭皇室贊助。比如,在德國,出於皇後的願望,一個“保暖內衣戰時委員會”成立瞭,辦公地點在議會大廈。然而,盡管有這些高層聯系和官方監管,所有這些組織還是要依靠地方積極分子的活動網絡和地區、市鎮精英的支持。德奧兩國的官員很快便意識到,相較於國傢或皇室主辦的慈善事業,人們更願意向地方或地區的慈善組織捐款。△紅十字會為瞭保護傷員設計的裝甲擔架車在更古老、族群更單一的國傢,人們對更大的政治組織擁有更緊密的認同感,而在德奧兩國,百姓對更大的政治組織沒有那麼緊密的認同感。因此,在奧地利,國傢想要盡可能地擴展、利用在戰爭爆發時收效奇佳的“雙重動員”,將國傢戰時福利組織的運作交到民族主義者手裡。在波希米亞,德意志與捷克福利活動傢早在1915年6月便已經獲得瞭控制權,第二年,這項政策擴展到瞭帝國西半部的其他民族主義者組織。這對哈佈斯堡的戰爭努力有深遠影響。在戰爭第一年,歐洲中部發展起來的“戰爭文化”,是當地民眾的重要力量來源。所有人都認同一種基於愛的信條。戰爭文化建立起瞭一種犧牲的層級,站在層級頂點的是士兵;但這些文化又內容甚廣,鼓勵婦女和兒童去奔走募捐、厲行節約、為戰爭竭盡所能。這種戰爭文化看重團結與愛國。在1914年夏天開展動員時,各地的社區領袖發揮瞭關鍵作用。在那些地方或區域認同遠遠強於對中央的忠誠的地方,這些精英調動起瞭當地人的忠誠,使其為更廣泛的國傢戰爭努力服務。在1916年至1918年掌控德國戰爭勝利的埃裡希·魯登道夫將軍正確地將這場戰爭描述為“一場徹頭徹尾的人民的戰爭”。△“最後的問候”,一位婦女哀悼自己陣亡的丈夫,一旁是兩位其夫負傷的戰友;到1918年停戰之時,德國共有533000名戰爭造成的寡婦與1192000名孤兒德國和奧匈帝國民眾巨大的情感與物質投入既使得同盟國能夠在這場戰爭中堅持良久,同時也意味著,一旦戰敗,戰敗的結果會對兩國社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無法挽回的犧牲引發的仇恨、劇烈的意識形態分歧、種族間的仇恨以及一種新的暴力傾向,所有這些都在持續。一個暗無天日的未來在等待著中歐。這場戰爭究竟結果如何,汗青堂066《鐵壁之圍》將重現這場同盟國陷入協約國所構築的鐵壁之圍中的殘酷戰爭。推薦閱讀△點擊圖片即可購買[英] 亞歷山大·沃森 著     宋昊 譯後浪·汗青堂 | 九州出版社沃爾夫森歷史獎古根海姆-萊爾曼獎軍事史獎軍事史學會傑出圖書獎《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歷史圖書以德國和奧匈帝國視角看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可靠的資料與生動的描述相互結合將政治、外交、軍事歷史與社會歷史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