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苏州河:惨遭明朝国策圈禁的中世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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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提及上海的发迹历程,往往将起始点设定在近代的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协定。但申城作为重要港口的历史,其实远早于明清帝国的交替问鼎。甚至在历史的某个特殊阶段,大有升格为东南重要口岸的利好机遇。
然而,明朝建立后的一系列操作,却直接开启中世纪上海的反向倒转。最终由纯粹的沿海港口,蜕变为一个类似于苏州的内河城市。其深层次的决策密码,就隐藏在皇帝钦定的苏州河的治理方案当中。

不容小觑的天时地利

先秦时代的苏州河 就是联通太湖与大海的主要水道
如果从单纯的地理条件来看,早期上海完全能成为重要的优秀口岸。尤其在大批陆地尚未浮出水面的先秦至两汉阶段,大部分船只都能从苏州河的入海口进出,以非常稳妥的方式触及长江水域。在那个人类根本用不着深水港的年代,这种大流量内河就是商人搞水运的绝佳路线。
何况苏州河尽头还有水量充沛且相对平稳的太湖,是海船深入后能找到第二个块避风锚地。后者从这里深入内地活动,还能避开湍急的长江入海口水流。且由于这些水道的两侧还都分布着早期农垦区与城镇,就足以为多边贸易提供必要的经营场地。

先秦时代的无帆船舶 严重限制了海运业发展
然而,一些历史与人文因素却阻碍着原始上海的发迹过程。首先便是远东早期船只技术的过于落后,让沿海的居民很难像腓尼基、希腊、阿拉伯与南印度等地同行一样长距离航行。特别是在掌握风帆技术的公元1世纪前,甚至要完全要靠人力划桨来对抗自然水流,使得航运买卖的成本大为上升。船主们必须雇佣更多人力来操船,并频繁的靠岸采购补给,甚至会怯于在浅海区域航行。
因此,像吴王夫差这类的早期长三角统治者,就将船舶运输的重心转向内湖。通过开挖最早的邗沟运河,尽可能让船只能拥有更为安全平稳的航行环境。于是,海滨区域的重要性也始终提不起来,远远比不上太湖边的苏州与长江对岸的扬州要紧。

吴国的早期运河 也意味着古典上海难成重要港口
直到终结东汉王朝的三国乱世降临,统领江东的孙权才被迫转变思路,开始对面相大海的方向产生兴趣。先后在吴君和建业立足的他们,迫切需要以各种手段敛财,补贴传统农业收入的不足。恰逢来自印度南部早期大型海船,开始经常造访南方各地的海岸,无疑让来自江北的淮泗军头也看到了致富希望。
于是,具有得天独厚位置的原始上海,就成为孙氏搞招商引资和海洋经济的示范单位。虽然当时的上海范围不大,仅相当于今日的青浦、松江、嘉定西部与更为小块的徐汇边缘,却瞬间成为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中心。始建于公元242年的龙华寺,就是这段久远过去的时代见证。这是因为早期的佛教具有浓厚的商业运营属性,所以寺庙往往会兼具商站、旅馆、物流仓储和金融借贷职能。其位置选址也自然是要服务于对口市场本身。何况孙权还下令在当时的苏州河南岸建立大型造船厂,足见小小上海在东吴时代的战略价值。
上海的港口属性 正式开启于三国时代的东吴政权
虽然孙权的新经济尝试没能挽救建业宫廷,早期上海却借此机遇蹿起,成为最贴近区域政治核心的涉外口岸。无论江东是由北方帝国任命的官僚代持,还是半壁江山的执掌者控制,都很少会干涉海边的正常贸易活动。
只是由于商业活动在农本时代的价值有限,才很难随刀笔吏的记载而登入大雅之堂。但放眼当时的东南沿岸,恐怕也只有起步更早的广州能将至比肩下去。至于其他那些散布在闽浙海边的小规模港口,则往往因距离贸易线两头太远而显得价值有限。何况还在没有苏州河-太湖-长江的铁三角式航运支撑,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做大。

龙华寺就是上海开始成为港口的见证
不过,背靠太湖与长江的上海也有自身麻烦。当大量泥沙自千里外的上游被裹挟而至,海岸线本身也随之向外扩延,并使原先的港口距大海是越来越远。从好的方面来看,已经走上正轨的上海能定期获得新的土地,最终在唐朝中后期成为县级政治单位。但苏州河等主要航道也势必经受堵塞风险。特别是不断被加高的河床,会给吨位逐步增大的船舶制造麻烦。
只是类似的麻烦其实也存在于整个长江流域。譬如在理论上也兼具航运中心能力的杭州,就建立在淤积不久的浅滩之上。所以,即便钱塘江的上游能联通太湖南部,也始终让内河航运的规模不能扩大。纵使自身位就于京杭大运河的起点,边上还有宁波这样的国际性海港辅助,还是很难满足海上贸易的长足发展。两相比较之下,自然禀赋更充足的上海当然是具备更高上限。
杭州同样建立在泥沙淤积的浅滩湿地之上

短暂的中世纪繁荣期

两宋时期的苏州河与早期黄浦江
公元991年,上海在北宋王朝兼并吴越国后得到了再次发展。由于青浦的旧港口已不堪大用,安排给海船停泊的锚地也随苏州河的延伸而向东推进。当时也正巧处在南印度朱罗帝国的鼎盛阶段,更大规模的海船被不断制造和派遣出去。中世纪上海的低调起步,可能就是为了与此趋势保持同步。
同时,最初的浦东也以浅滩湿地的形象冲出水面,进而在苏州河下游催生出多条大小不一的支流。其中最大的“上海浦”,就被安排为船队的内陆避风港。日后成为上海城市形象代表的黄浦江,正是这条支流的直系后裔。
市舶司建立 就是对中世纪上海的最佳肯定
当然,北宋对于江南经济的理解,大体上还停留在着眼太湖流域粮产的初级阶段。所以对新上海的管理比较粗糙,没有太多的建设性安排。此时的帝国疆域,尚有能联通辽国、西夏和吐蕃的多个边地省份,自然继续将对外交流的主心骨留在那里。同时,五代十国的特殊发展模式,让南方的泉州突然蹿起,联手广州占据海洋经济的半壁江山。倒是处在新老接替阶段的上海,长期因吴越国政经形式安排而只能屈居杭州-宁波之下。所以就没能在北宋立国后就马上兑现自身禀赋。
但到山河崩裂的南宋建立,完成整体搬迁的上海已再次不能被决策层所忽视以半壁江山凑出对抗北朝的高昂军费,赵氏流亡朝廷再次寄出了许多前朝同行所奉行的重商政策。随之就以数个市舶司机构,管理各州海岸线上的明星港口。中世纪的上海也位列其中,重回比肩广州、泉州和宁波的一线口岸行列。而且和这些获得更多机遇的竞争者不同,当时的上海甚至连固定的城池都没有建立。但毗邻留都和太湖水域的地利优势,总能吸引到商船从苏州河口入港。甚至在军事领域,太湖-苏州河航线的存在也为南宋水军提供了秘密调度机会。

突袭陈家岛的南宋水师 就从苏州河秘密开往东海
在公元1161年爆发的陈家岛海战前,自荆州等长江中游区域出发的舰队,就故意回避有敌方耳目监视的长江。通过提早转入太湖的方式,再从苏州河进入东海,让远在山东半岛的金国水军都毫无防备。这些日积月累的政经成就,都在让苏州河南岸的人口不断增加,最终于公元1267年被南宋升格为上海镇。
十多年后,蒙元帝国有将包括小小上海在内的半壁河山都控制下来。由于手头的资源过于充沛,且管理模式更为粗放,各地的原有格局实际上没有遭强力修正。但上海所处的特殊位置,让其成为南北漕运重建后的外围部分。一方面,蒙古人按汉化朝臣的意见疏通运河。同时也没有将全部的物流重担都托付于此,反而开辟了从长江口到大都白河口的海上航线。上海虽不直接隶属于这条海上生命线,却是航道南线的侧翼拱卫阵地。因此被大都的可汗获准升级为独立县,朝着更大规模的贸易口岸目标迈进。其中最有名的过客,就是将海南棉纺技术带回松江的黄道婆。但平心而论,稍后迅速壮大起来的江南棉纺织行业,在最初也与更依赖贸易的上海县城没有直接关系。

升级为县城的上海 也是元朝海上漕运的重要侧翼

改变历史地貌的革命性方案

元末的上海 随苏州一同为明军占领
公元1368年,以南京为基地的朱元璋开始有条不紊的兼并蒙元旧地。长期作为苏州外港的上海,在占据长江南北的张士诚败亡后也跟着投降明朝。至此,长达数百年的黑暗时代正式来临。中世纪上海的稳步发展戛然而止,并险些被彻底抹除自己身上的商业基因。
由于自己是破产小农出生,明太祖对地主富户有纯天然的本能仇恨,也对具有涉外因素的商贾异常敌视。本着两害取其轻的功利主义心态,他又将上限更高的后者看做是首要清楚对象。于是在治下的所有区域都开启外贸禁令,并将大量土地赐予贵族子弟和武人阶层,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军政控制网络。受此影响,曾是国际性大都会的广州、泉州、宁波、杭州和扬州都陷入凋敝,仅仅是在依靠指令式的官营经济维持最后门面。

明朝前期的上海地图 苏州河的位置也较为醒目
上海在实质上也受到了冲击,却由于情况特殊而貌似损失最小。这首先是因为上海县的规模终究小于以上这些成熟都市,很难被蒙元时代造访的番邦旅行家记录。即便在土生土长的居民看来,那里也更像是苏州府的外围港口。其次就是县城本身就属于粮产丰厚的太湖平原,很容易在外贸决断后就转型成为农业基地。
即便明朝的政治中心在靖难之役后被迁移去元大都,苏州也依然是帝国所倚重的实际经济中心。若再算上早先传入的棉纺技术,就将不少失业的服务型人口都吸纳进去。但表面的迅速温和转化,盖不住未来遭剥夺的真实损失。不再是繁忙航道的苏州河便更少获得官方关注,反而因泥沙总量的激增而加速着淤积程度。

明朝画家仇英笔下的16世纪苏州河风景
于是到16世纪中期的嘉靖皇帝阶段,上海已完全不复当年的活力景象。纵使大画家仇英在《清明上河图》上展现了不少苏州河畔风景,也已经和当初的建城之本没有多少关系。地方官和失去贸易记忆的农民,总是周期性的用防波堤将新浅滩圈起来,期待以后能为自己的后代留下更多耕地。至于市舶司时代的所有辉煌,都已随故人逝去而烟消云散。
大明的中央朝廷或许能容忍番邦商贾们违章造访广州,并且对活跃在漳州月港和浙东舟山的走私犯们选择视而不见,却不会希望南直隶的太湖流域也出现类似激变。因此,当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当局能顺应形势的重启贸易,上海等江东要地还必须被持续定格在原地。

明朝的上海 是南直隶省的海防门户

1569年,朝廷派著名的大喷子清官海瑞出马,前去解决对苏州河河道的长期淤积问题。负责为其出谋划策的松江秀才叶宗行,便抛出了改变历史地貌的革命性方案。即放弃对原先主河道的疏通,转而将支流出生的“上海浦”规模扩大。倘若一切都进展顺利,那么苏州河将被降级为普通水道,将源自太湖的大批谁量水都注入新河,彻底改变上海的地貌结构。这个大胆设想也很快获得中央批准,最终落实为靠大量人力疏通出来的黄浦江。
讽刺的是,海瑞等官员在提及放弃苏州河时的理由时,都以工程量太大为主要托词。但实际情况却是疏通苏州河仅需要在下游入海口位置施工,而再造黄浦江却需要在南北两头同步动手。显然,明人官府的治水目标并不是为单纯节约成本,更多是基于农本理念的改造天地。

主持黄浦江取代苏州河工程的海瑞
因为上海若还是那个宋元时期的市舶司港湾,那么直接疏通苏州河的办法更符合实际需求。但放在纯农业经济占绝对主体的明朝,扩大产量与维护田地才是所有人应当考虑的唯一事情。巧合的是,降级苏州河的工程开启前数年,上海才因防备倭寇的需要而构筑砖石城墙。显然对镇守全国经济中心的官僚来说,一条能从海上直趋苏州和南京的大型水道,绝对是他们需要认真考虑的地理问题。
但在南北曲折走向的黄浦江成主河道后,原本通往大海的苏州河入海口就进一步萎缩成小河。而任何准备从海上突入的对手,都会意识到黄浦江只能带他们通向较小的淀山湖。至于原本可以被轻易通过的浦东,则会进一步成为缺乏活水的泥泞湿地,最终改造成适于耕作的普通地皮。换言之,就是即符合防务需求,又有经济层面的长期考量。

倭寇威胁 恐怕也是明朝改造上海水道走向的重要考量

出人意料的效果

原苏州河与现黄浦江的走势差异

显然,明朝对于苏州河的扼杀式改造非常成功。在庞大的水系被人为修正前,古典与中世纪时代的上海基本都处在逐步扩大状态。唯有实奉行压管制的官府,能在一定时间内起到遏制效果。我们甚至可以从防务和经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感受这次河流改道工程的绝妙效果。
自从黄浦江正式取代苏州河,明朝在长江下游的海防压力就大为减轻。不仅是由于前文提及的便捷水道被分化搞乱,还在于新的入海口本身位置同样精妙。当一直具备相当规模的舰队准备逆流攻打南京,就会先后遭遇江阴、南通、吴淞和崇明岛的海防部队限制。除非来者具有1842年时的英军水准,否则就难免像1659年的郑成功那样顾此失彼。由于需要分兵对抗的目标过多,最后连一个小小的崇明县城都久攻不下。而当南明鲁王政权的水师,准备在1645年入太湖反攻苏州时,也因黄浦江沿线的许多水系狭窄而全军覆没。

反清复明的郑成功 就为明朝自己设置的江防体系所困
至于明人同样会看重的经济因素,就没有军事领域的表现要来的出众。港口属性被大幅削弱的上海县,在之后仍旧依附于苏州发展。在后者大力发展蚕丝等经济作物时,提供了不小比例的份额,也是手工作坊主们所无法摆脱的口粮生产基地。
但随着支撑这套短暂繁荣的西班牙白银数目锐减,内地化的上海、松江也同苏州一起遭遇了惨痛的周期性萧条。而作为扶正黄浦江的地理产物,浦东更是在经济上乏善可陈,直到1990年前都属于偏远角落。

直至1990年 浦东都是一个无法吸引人的区域
不过,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上海虽然在稍后被继承明制的满清继续压制,却还是在1842年后迎来了久违的发展机遇。哪怕英国人一开始还没有计划在黄浦江边建立租界,却还是被残存苏州河水道的便捷所吸引。当然,那已经是另一场充满意外的历史事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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