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一個在饑渴時代努力提供優質精神食糧的人 | 短史記

作者丨言九林編輯丨吳酉仁

2021年1月10日,三聯書店原總經理、原《讀書》雜志主編沈昌文去世,享年90歲。

在出版與學術領域,鮮少有人不知道沈昌文。但沈昌文在時代變遷中留下的價值,並不局限於此。對普通讀書人而言,與其說沈是一位出版傢,不如說他是一位在“閱讀饑渴年代”,極盡輾轉騰挪之能事、努力提供優質食糧之人。

♦ 沈昌文。引自“三聯書情”微信公號《三聯書店:沈昌文同志訃告》

一、閱讀饑渴年代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各地新華書店被要求投放《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與《水滸傳》,以顯示圖書市場的繁榮。

葉聖陶後來在傢信中談及此事,如此說道:

“在尼克松來京期間,書店裡陳列出《紅樓》《水滸》之類的書。買客看見很高興,搶著買瞭,到收銀櫃上去付錢。誰知收銀櫃上說這些書是不賣的,你就交在這兒吧。”①

書店如此這般,實是無奈之舉。

當時,這四部書的總存量,人民文學出版社加上北京新華書店,僅有3800餘部。北京、上海與杭州分別投放1000部、700部與400部後,其他15個城市各僅能分到20~50部。資源如此有限,隻好出臺規定“隻賣給外國人,不供應國內讀者”②。

隻擺不賣引起瞭很不好的觀感。作為補救,這幾部小說啟動緊急重印。到1972年4月,《紅樓夢》《三國演義》與《水滸傳》重印瞭20萬部。到1972年底,四部書共計重印瞭137萬部。1973年,《紅樓夢》又加印50萬部③。

頻頻重印成就瞭“四大名著”之說,但仍遠不足以滿足饑渴已久的市場。那時節,隻要聽說有新書出版,書店外馬上就會排起長龍。用葉聖陶的話說便是:“久不出書瞭,一見出書,不管要看不要看,也是搶著買”④。

不獨休閑類圖書,學習類、學術類著作也同樣如此。

1972年10月,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開播節目《業餘外語廣播講座(英語初級班)》,60萬冊教材一上市,便被北京市民搶購一空。很多人寫信乃至寄錢到電臺,隻為求一套教材,“在這種情況下,印刷廠隻好連續加印三次,共計120萬冊,也很快全部售光”⑤。1979年底,經濟學傢薛暮橋出版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結果“在3年時間中總銷量接近1000萬冊”⑥。

單部書巨大的印刷量,往往意味著讀者可選擇的餘地有限。有人做過問卷調查,請讀者選出1978-1984年間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圖書,結果排在前五位的是:《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水滸傳》⑦。這一結果,恰與當時圖書市場品類的單調情況合榫,背後潛藏的是讀者巨大的“閱讀饑渴”。人們渴望在這幾本經典讀物之外,能夠有更多元的選擇。

進入八十年代後,這種“閱讀饑渴”,很快就與市場發生瞭共鳴。

1980年的下半年,全國十餘個省、市出版社競相重印《三俠五義》,總印數高達446萬套。而在1949-1979年間,這部書總共隻印瞭36.8萬套。同期被瘋狂重印的舊小說,還包括《封神演義》《楊傢將演義》《俠女奇緣》《俠女風月傳》《濟公傳》《施公案》《呼延慶打擂》《西遊補》等。其中,《封神演義》印瞭300多萬套,《楊傢將演義》印瞭250多萬套。⑧

歐美偵探小說與文學作品同樣走俏。群眾出版社自1980年1月至1981年9月,共計出版國外驚險、推理和偵探破案二十五種,總印數達到瞭1200多萬冊。其中最受讀者喜歡的是《福爾摩斯探案集》,印瞭430餘萬冊⑨。其他出版社的情況也差不多。截至1980年5月,《東方快車謀殺案》在浙江印瞭124萬冊;譯林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印瞭76萬冊。文學圖書方面,《飄》印瞭65萬冊,《基督山伯爵》印瞭47.5萬冊⑩。

那是一個充滿瞭閱讀饑渴的時代,也是一個讀者饑不擇食的時代。任何新鮮圖書,隻要能夠出版,便幾乎不愁銷量。難的是如何沖破阻礙,提供有質量的精神食糧。沈昌文1980年成為《讀書》雜志的負責人,1983年成為三聯書店的副總編輯,1986-1992年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恰好身處這樣一個特殊時代。

二、《寬容》與《情愛論》

沈昌文生前曾言:

“要說我主持三聯書店期間做的幾本很得意的書,我認為一本是房龍的《寬容》,印瞭15萬冊(註:指第一次印刷),一本是《情愛論》,印瞭120萬冊。”

三聯版《寬容》出版於1985年,至1998年共計重印瞭11次,曾入選“二十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100本圖書”之一。據沈昌文自己講,改革開放後,他很想在出版這一塊做一點事情,然後得到瞭李慎之的指點“向後看”,也就是“想辦法瞭解外國的過去,重找外國書”,其中“特別得意的一個例子”便是找到瞭房龍的《寬容》。

沈尋找舊書,懷揣的心思,是找那些“能啟發人的材料,讓讀者看,讓讀者產生一種觀念”。具體到《寬容》,便是“因為人們都想不到,歷史上都已經有那麼多的寬容不寬容的歷史瞭,而最後都是寬容得勝瞭”,這對剛剛經歷、乃至尚在經歷不寬容的讀者而言,很容易產生啟發與共鳴,“於是這一下就轟動瞭,這本書一出版就印瞭十五萬冊”。⑪

1987年,沈昌文遇到哈佛哲學博士趙一凡,問他如何評價房龍和他在中國極為暢銷的《寬容》。趙一凡的第一反應,是美國文化思想史裡沒有這號人物。再查,便瞭解到房龍其實是一位活躍於1920-1940年代的通俗作傢。他的寫作面向的不是學院,而是大眾,也就是走暢銷書的路子,並成功實現瞭財務自由——這大約也正是《寬容》能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引發強烈共鳴的另一個主因。在那個時代,較之晦澀的高頭講章,中國知識界更需要這類具備普及功能的通俗著作。

《寬容》寫於1925年。房龍說,自己寫作該書的動機,是目睹世界進入20世紀後,“現代的不寬容,已然用機關槍和集中營武裝起來”。作為抵抗,1937年希特勒發表《我的奮鬥》後,他針鋒相對寫瞭一本《我們的奮鬥:對希特勒的答復》。1930年代,《寬容》被引進中國。房龍給翻譯者寫瞭一封信,希望他特別留意書中關於“寬容”問題的討論,因為現實世界的狀況“尚不足以表明寬容取得瞭勝利”。沈昌文“向後看”尋找舊書,找到的便是這一版。⑫

1998年,三聯版《寬容》第11次印刷,總印數達到瞭35萬冊,影響力則及於整個知識界。

《情愛論》的出版,也是基於相似動機。沈昌文說,他是在1982年讀到《情愛論》俄文版的,讀完之後便有瞭要將之引進出版的沖動,因為這本書裡的基本觀點很簡單,就是“說任何愛情都離不開肉欲”,如果“不敢講肉欲,隻敢講精神的愛,這本身就是唯心主義”⑬。沈認為出版這樣一本由蘇聯出版的俄文學術書籍,很具有現實意義。

但要將一本“談愛情和肉欲”的著作正式出版,並不容易。書中關於性愛的具體描述被全部刪除,有些章節甚至被全部拿掉。書名也做瞭改動,原書名僅一字《愛》,翻譯者建議使用《論愛情》,沈昌文將之改為《情愛論》,目的是“帶點學理氣,也許銷路小一點,但安全感強些”。編輯刪稿時,沈還有一番關照:“不要太幹凈,多少在不嚴重的地方留一點”,理由是“留一些不刪,是為瞭以後有檢討的餘地……如果哪天出瞭問題,必須有次要‘錯誤’可供他檢討”。⑭

1984年,三聯版《情愛論》初版,印瞭27萬餘冊。之後的十餘年裡,該書持續暢銷,到1998年第12次印刷時,已攀升至121萬餘冊。雖然是一本學術著作,但該書的主要購買者,並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普通讀者。

經歷瞭漫長的“不敢講肉欲”的時代,急於重塑情愛觀念和獲取兩性知識的男男女女,已是饑不擇食。1980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性知識漫談》,至1988年共計發行瞭280萬冊;六十年代禁止發行的《性的知識》於1980年重印,至次年3月共計發行瞭560餘萬冊⑮。《情愛論》流行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的程度,實可謂情理之中。

三、《金庸作品集》

除瞭最得意的《寬容》與《情愛論》,沈昌文還出版瞭楊絳的《洗澡》《幹校六記》《我們仨》、巴金的《隨想錄》、《傅雷傢書》、蔡志忠的漫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等諸多“解讀書人之饑渴”的人文著作。

武俠小說的解禁,也與沈昌文有關。

1982年4月出臺的政策規定,“鑒於近年來俠義、言情、公案等舊小說的出版已經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許繼續出版”,相關的縮寫本和連環畫,也按同樣的規定處理。但有市場,就有供給。1984年,上海的《文學報》增刊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發行瞭100萬份;福建《海峽》雜志也增刊連載《射雕英雄傳》,同樣賣出瞭100萬份。⑯

1985年上半年,武俠小說的出版量達到瞭一個高峰,與舊小說合計共有四千多萬冊。於是,政策再度強調“新武俠小說,根據新武俠小說、古舊小說改編的連環畫,近兩、三年內不再批準出版”。隨後,新華書店基本停止購入新武俠小說,已購入的也不再擺出來銷售。次年,全國隻出版瞭4部武俠小說。

當時的一種憂慮是:我國紙張資源奇缺,如果“過多地出版新武俠小說, 勢必影響其他方面優秀圖書的出版”;且讀者的購買力有限,花錢買瞭這本就沒錢買那本,讀者“棄好書於不顧,將錢用於購買武俠小說上,長此以往,將會殃及到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⑰

改變武俠小說尷尬處境的推手之一,便是沈昌文。1991年,他通過羅孚,成功促成瞭金庸與三聯書店簽訂瞭10年的版權合同。為何能成功出版?沈昌文有一段簡短的披露:

“那麼,用什麼來統戰呢?我們又想出一個詞:‘文化’。後來把這詞擴而大之,廣泛使用。……出金庸的武俠小說,也強調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義,盡管那時查禁武俠小說甚嚴,我們的方案還是被批準瞭。”⑱

原本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俠小說,如此這般一番包裝,便顯得“高大上”瞭。1992年8月,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將“新武俠小說的專題審批權”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選題管理程序安排出版”。武俠小說自此解禁。1994年,三聯版《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冊問世。

1979年,《讀書》創刊號刊登瞭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一文。沈昌文後來說,“記得《讀書》雜志,不必去記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記李洪林”。實則,李洪林的期望需要有人去實踐,沈昌文正是其中之一。

①《葉聖陶傢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12頁。②方厚樞:《古典小說名著出版史話》,《中國出版史話新編》,第152-153頁。③易圖強:《新中國暢銷書歷史嬗變及其與時代變遷關系研究(1949.10—1989.5)》,博士論文。④《葉聖陶傢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46頁。⑤龍新民:《向世界開放的一個信號——北京開辦外語廣播講座的回憶》,《百年潮》2010年第06期。⑥《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頁。⑦康曉光等:《中國人讀書透視:1978-1998大眾讀書生活變遷調查》,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⑧《“《三俠五義》出版熱”說明瞭什麼?》,《宣傳動態 1981》,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頁。⑨《國傢出版局認真檢查競出驚險公案小說的歪風》,《宣傳動態 1981》,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頁。⑩陳翰伯:《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的話》,1980年5月4日。收錄於《陳翰伯出版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頁。⑪郝明義:《秘書、書房與氣功——沈昌文訪問記》。收錄於《也無風雨也無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頁。⑫趙一凡:《房龍小引》。收錄於氏著《哈佛讀書札記》,三聯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397頁。⑬郝明義:《秘書、書房與氣功——沈昌文訪問記》。收錄於《也無風雨也無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頁。⑭曾焱:《<情愛論>沖破讀書的禁區》。收錄於鄒凱編《守望傢園——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80-84頁。⑮楊柳:《性的消費主義現象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頁。⑯俞子林:《改革開放與武俠小說風波》,收錄於《書林歲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1頁。⑰周遠:《關於新武俠小說出版之管見》,《中國圖書評論》1988年第4期。⑱沈昌文:《也無風雨也無晴》,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頁。*版權聲明:騰訊新聞出品內容,未經授權,不得復制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