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 | 熊瑞敏點校:[清]崔述《讀風偶識》出版(附“整理前言”)

引言

《讀風偶識》四卷,清崔述撰。《讀風偶識》是崔述的《詩經》研究專著,其書以大膽的疑辨精神,討論辨析瞭《詩序》及《詩經·國風》部分篇章的主旨等問題,體現瞭崔述“據文求義”的治學方法和“明道經世”的學術旨趣,被夏傳才先生歸為清代《詩經》學的“獨立思考”派。崔述的學術對現代顧頡剛“古史辨”運動有重大影響。

該書近由中華書局編輯熊瑞敏點校整理,語文出版社出版,系近年來該書第一個點校單行本。現推送《讀風偶識》整理說明,以俾讀者瞭解崔述及《讀風偶識》一書。

【清】崔述《讀風偶識》

熊瑞敏點校  李山審訂

語文出版社,2020年11月

崔述與《讀風偶識》

文丨熊瑞敏

崔述是清代乾嘉時期的重要學者,他的《詩經》學研究在清代《詩經》研究中是獨具特色的,他和姚際恒、方玉潤一起被歸為清代《詩經》學的“獨立思考”派(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讀風偶識》則是崔述《詩經》學研究的專著。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要瞭解崔述的《讀風偶識》,我們首先有必要瞭解他的生平與學術。

一、崔述的生平與學術

崔述(1740—1816),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今屬河北邯鄲)人。崔述自幼聰穎,其父崔元森(號闇齋)對他寄予很大期望,曾經對他說:“你知道為什麼給你取這個名字嗎?我素有明道經世的志向,希望你能夠繼‘述’我的志向!”因此父親對他的教育要求很嚴格。乾隆十九年(1754),十五歲的崔述和弟弟崔邁一起到大名府應童子試,得到知府朱煐的賞識,名列第一,兄弟二人一同入學。乾隆二十七年(1762),崔述兄弟進京參加鄉試,雙雙中舉。其後,崔述多次參加會試,但均名落孫山。嘉慶元年(1796),崔述被選派到福建羅源縣(今福建省福州市羅源縣)擔任縣令。在任期間,他勤政愛民,深得百姓愛戴,受到福建巡撫汪志伊的賞識。嘉慶六年(1801),崔述辭官北歸,從此以教館著述為生,直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崔述

崔述的一生,除嘉慶元年至六年到福建任官之外,一直以讀書、教館、著述為主。據崔述自定《全集目録》,他一生共著書三十四種八十八卷,其中最重要的著作為《考信錄》三十六卷。崔述在《考信錄自敘》中說:

“然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註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傢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註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傢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然後知聖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後人晦之者多也!於是歷考其事,匯而編之,以經為主,傳註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咸辟其謬而刪削之,題之曰《考信錄》。”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崔述生平學術的淵源與旨趣。所謂“淵源”,崔述說自己是“奉先人之教,不以傳註雜於經,不以諸子雜於經傳”,可見他的學術深受他父親的影響。崔述的父親崔元森是一位遵奉朱熹理學的儒生,人稱“河朔真儒”,他“教人治經,不使先觀傳註,必使取經文,熟讀潛玩,以求聖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後讀傳註以證之”。這種學風實際是以歐陽修、朱熹為代表的宋學疑古風氣的延續,其方法要義在於“據文求義”。崔述自己說:“餘生平無他長,惟以文論文,就事論事,未嘗有人之見存焉。”可為印證。而其學術的“旨趣”,一言以蔽之,即在於其父所說的“明道經世”。崔述在《考信錄自敘》中說:

“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偽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真可見,聖人之道可明也。”

可見其學術考證之宗旨在於明聖人之道,而明聖人之道的宗旨又在於經世致用。崔述“據文求義”的學術方法和明道經世的學術旨趣,也鮮明地體現在《讀風偶識》一書中。

       《考信錄》

崔述在古史考辨方面頗有成就,但他在當時並不知名。據胡適的考證,當時的大經學傢,他隻認識孔廣森罷瞭。崔述的著作,生前已刊刻一些,但流佈不廣,且多有修訂。崔述臨死前留下遺囑,命將其著述遺稿交給學生陳履和刊刻。到崔述死後第八年,即道光四年(1824),陳履和在東陽縣(今屬浙江金華)刊成《崔東壁先生遺書》十九種五十四卷(包括《考信錄》十二種三十六卷,《考信翼錄》四種十卷,《雜著》兩種四卷,《無聞集》四卷)。次年,陳履和病逝於東陽任所,《遺書》刊刻活動停止,已刻成之二十箱書板歸金華府學收藏。唐鑒完稿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國朝學案小識》將崔述列入《經學學案》中,不過評價不高。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編撰《書目答問》,也著錄瞭《東壁遺書》本《考信錄》,可知其時崔氏著作已為學界所註意。光緒初年又出現瞭兩種版本的《崔東壁先生遺書》,即聚珍翻印本和光緒五年(1879)王灝《畿輔叢書》本。不過,崔氏著作之大放異彩,實與日本學者那珂通世之大力推介有關。1902年,日本著名學者那珂通世在《史學雜志》發表《〈考信錄〉解題》一文,表彰崔氏的古史考辨成就,並於此後兩年陸續校點排印《崔東壁先生遺書》。劉師培讀那珂通世排印本《東壁遺書》而撰《崔述傳》,發表於《國粹學報》第三十四期(1907)。此後,崔述及其著作受到胡適、顧頡剛的推重,被視為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古史辨”運動的先驅,聲名大著。顧頡剛更是窮數十年之力,搜集整理崔述的著作及相關資料,編成《崔東壁遺書》(先於1936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後於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為研究崔述奠定瞭堅實的文獻基礎。

《崔東壁遺書》

二、《讀風偶識》的成書與版本

崔述在《讀風偶識》卷一中說:

“餘傢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朱印套板。餘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餘書,乃取此冊,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為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

由此可知,崔述從八九歲就開始研讀《詩經》,最先熟誦的是《詩經》的經文,後來才讀到朱熹的《詩集傳》和《毛序》。這樣的學習次序,對於其擺脫成見,直面經文,形成自己的獨立思考是很有幫助的。因此其“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瞭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

關於《讀風偶識》的成書,崔述在《讀風偶識》卷一中說:

“餘之為《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

可見,《讀風偶識》是由崔述平時的讀書筆記擴充完善而成,其成書時間則在“《考信錄》既成”之後。據胡適考證,崔述的《考信錄》成書於嘉慶十年(1805)五月,而《讀風偶識》卷一開頭的序言則寫於“嘉慶乙醜六月”,也即嘉慶十年六月,而序言之後尚有一篇寫於“嘉慶丙寅(1806)十二月”的識語,則《讀風偶識》在嘉慶十一年(1806)底基本完稿。又據《讀風偶識》卷四《七月》篇解前崔述的識語,該篇寫作於“嘉慶庚午(1810)六月”,則《讀風偶識》到嘉慶十五年(1810)尚有所增補。又嘉慶十九年(1813)三月崔述致陳履和的書信中,提到寄給陳履和“《讀風偶識》摘帶二本”,則至嘉慶十九年,《讀風偶識》當已定稿成書。值得註意的是,從嘉慶十八年(1812)十二月陳履和致崔述的書信和嘉慶十九年三月崔述致陳履和的書信可知,《讀風偶識》初名“國風蠡測”,到嘉慶十九年定稿時才改名為“讀風偶識”。由此可知,《讀風偶識》的成書大約始於嘉慶十年六月,此後續有增訂,至嘉慶十九年基本定稿。

關於《讀風偶識》的版本,道光四年陳履和在東陽縣刊刻的《崔東壁先生遺書》中,就包括《讀風偶識》四卷。而據顧頡剛先生考察,從道光四年陳履和刊刻《崔東壁先生遺書》之後,尚有六種以陳履和刻本為底本的刊本:《畿輔叢書》本、光緒初年聚珍本、日本史學會本(即那珂通世排印本)、上海古書流通處石印本、上海群學社鉛印小字本、北平文化學社鉛印大字本。當然,顧先生編訂的兩個版本的《崔東壁遺書》自然也包括《讀風偶識》。如此,《讀風偶識》也曾有八九個刊本行世。不過,這些版本其實都以陳履和刻本為祖本。就筆者所見的《畿輔叢書》本、北平文化學社本及顧頡剛《崔東壁遺書》本來看,諸本之間差異極小。

三、《讀風偶識》的學術特點

以上我們對《讀風偶識》的成書過程及版本情況做瞭大致考察,下面我們再簡單地談談《讀風偶識》的學術特點。我認為《讀風偶識》的學術特點大約可以概括為如下四點:(一)主經文;(二)本人情;(三)通政教;(四)闡大義。

(一)主經文

所謂“主經文”,也就是崔述在《讀風偶識》卷一中所說的其“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瞭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前面提到,崔述繼承瞭歐陽修、朱熹以來“據文求義”的治學方法,這充分體現在崔述的《讀風偶識》一書中。崔述在《讀風偶識》卷一中說:

“朱子辨《柏舟》篇《序》雲:‘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餘從朱子之意,是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

又說:

“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餘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為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

可見崔述自覺地繼承瞭朱熹的學術方法,不但對《毛序》的說法不盲從,對於朱熹本人的說法亦不盲從。例如《關雎》一篇,崔述既不同意毛、鄭以為“後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其職事”的看法,也不同意朱熹把“寤寐求之”“琴瑟友之”的對象理解為宮人,認為是“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又如他反對《詩序》“定以二《南》為文王世”詩,認為“《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襛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為東遷以後詩無疑也”。這種根據詩篇內容做出的關於詩篇創作時代的判斷是較為可信的。

(二)本人情

所謂“本人情”,是指崔述在分析盲從舊說者的心理時,特別善於從生活中的事例出發,分析人之常情,既有說服力,又十分生動。比如他指出《詩序》作者將詩篇逐一指明為某公之時、某人之事,乃出於一種騙人心理,認為:

“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為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餘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既去,乃謂餘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

又如他說《詩序》

“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為高下,其有改業及歸裡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餘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

其說均十分生動。他在分析二《南》的時代時指出,

“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眾,而為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為然也”,

以此推論二《南》不當全定為文王時詩,也頗有道理。

(三)通政教

所謂“通政教”,是指崔述在論述詩旨時,特別註意揭示詩篇的政治教化意義。他對學者讀《詩》而不能將其與政治教化打通深感遺憾,如在卷三魏風《餘論》中說:

“自《毛詩》以附會為事,鄭氏箋之,遂變而為章句之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為詩賦之資、舉業之用而已,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為政,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佈,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為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為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分,其來固已久矣。”

卷四《通論讀〈詩〉》一節,更是詳細闡發瞭他“通政教”的闡釋宗旨。而他在解釋《關雎》時說:

“《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即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賢女為婦,君之欲得賢士為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幹謁。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咨於嶽,稽於眾,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側’,何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志同道合,恭己無為,而庶績咸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蘩》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舉人之周。”

可見他將詩篇與政治教化結合起來闡釋的努力。這充分體現瞭其“明道經世”的學術旨趣。

(四)闡大意

正因為讀《詩》之大旨在於“通政教”,所以《讀風偶識》中所論的都是詩篇大義及時世等相關問題,較少涉及具體的章句訓詁問題,這便形成瞭其“闡大義”的學術特點。例如卷一論《葛覃》一詩中談到:

“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專者,罕有敢自顧其私者,雖至其子之世猶然……後世婦人愛其母傢率甚於其夫傢,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況其子之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為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餘略其小者弗論,而取其大有關於名教者論之。”

主經文、本人情,是《讀風偶識》在《詩經》闡釋方法方面的特點;而通政教、闡大義則是《讀風偶識》在《詩經》闡釋內容方面的特點。這四者共同構成瞭《讀風偶識》的學術特點。

正因為主經文、本人情,所以《讀風偶識》在詩學方法上延續瞭宋代以來的疑古學風,不盲從古人之說,顯示出獨立思考的特色;正因為通政教、闡大義,某些詩篇中大力闡揚的倫理教化也不免有附會之嫌。

此次整理,以陳履和道光四年《崔東壁先生遺書》本為底本,以王灝《畿輔叢書》本為通校本,參校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本。底本有誤而校本正確者,據校本改,並出校記說明;底本、校本兩通者,則出校記說明異文;底本不誤而校本有誤者,不出校。常見的刊刻誤字,如己與已、刺與剌等,據上下文意徑改;避諱字,如玄與元等,改回原字;異體字,如誤與悞、葬與塟、妝與妝,改為通用規范字。原書雙行夾註改為單行小字註。《邶風》以下十二國風部分,分論各篇的段落,原無小標題,茲依原書《周南》《召南》部分之例,根據所論篇目,以篇名為標題,以清眉目,以便檢核,並於新加標題前加“△”,以區別於原有標題。本書還附録瞭一些與崔述及《讀風偶識》相關的資料,以便讀者。限於學識,本書一定存在不少不足甚至錯訛之處,敬請讀者方傢指正!

作者簡介

熊瑞敏,男,江西修水人,北京師范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現為中華書局編輯。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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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桐 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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