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读《大分流重探》︱“重探”甚好,包容尤难

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瑞士]罗曼·施图德著王文剑译赖建诚校格致出版社2020年8月版288页,55.00元━━━━

文︱周  琳

“大分流之争”烽烟再起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的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当年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研究奖。2003年该书中译本(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在中国大陆面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
一、十八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这个过程称之为“大分流”。(史建云语)
二、“大分流”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生态横财”,包括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美洲新大陆提供的广阔生存空间和各种生物、矿物资源。
三、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不能回避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互式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也要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活力。
由于上述论断太具颠覆性,所以很快在全世界的中国研究者(甚至是亚洲研究者)中引起了现象级的争论。从此以后,“大分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研究绕不开的主题,以彭慕兰为核心人物的“加州学派”也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褒贬皆有,众说纷纭。
二十年过去了,“大分流”的学术战场上依然是烽烟四起。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问世,提醒人们“大分流”问题还远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因为我此前曾经做过加州学派的学术史研究(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下文将简称为《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也翻译过两部讨论“大分流”的作品——《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王国斌、罗森塔尔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之外》》,和《大分流之前?——对19世纪初期尼德兰与长江三角洲的比较》(《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即将刊登,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之前》),所以对“大分流”论争的新动向一直格外关心。
几个月前,一本刚刚上市的新书引起了我莫大的好奇,这本书名为《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重探》),作者是曾在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经济史研究工作的罗曼·施图德(Roman Studer)。看到这个书名的那一瞬间,我就暗想:“‘大分流’的战火又烧起来了,而这一次的战场上又将发生些什么呢?”当然,这本书最初吸引我的,除了书名之外,还有封面上那三排醒目的黑体字:


以坚实的定量数据,颠覆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还原300年欧亚经济演进史。


虽然不知道这一段话出自谁人之手,但是它再清楚不过地向读者宣告:这本书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企图心而来,它的目标不仅仅是“大分流”,更是整个加州学派,甚至希望改写近三百年的欧亚经济演进史。在本书的开篇,九位国际经济史学界的大咖学者贡献了他们热情激昂的褒扬之辞,如“这是无可争议的大作”“是对解答这个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贡献”(前言第1-5页),然而这样的“大目标”真的实现了吗?我们还是要翻开这本书一探究竟。

欧洲与印度的“大分流”故事
二十年前,比较历史研究还处于一个比较粗放的阶段。就像《大分流》,虽然它的主角是中国和欧洲的特定地区,但是印度、日本也会偶尔出来露一下脸。彭慕兰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本书将把重点放在欧洲的地区和中国、印度等国的地区之间的交互比较……当我们的问题——诸如那些关于核心与其腹地之关系的问题——需要时,我们将回到以大陆为单位甚至更大的单位。在某些情况下,由于需要做一种多少有点不同类型的比较,我们将把全世界作为我们的单位。”(10-11页)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有移步换景、信手拈来之妙,但是也会使整个研究难以聚焦,许多议题都只能浅尝辄止、言犹未尽。
后来,研究者们越来越注重比较单位的选取,致力于进行精细化的、点对点的比较。李伯重和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对十九世纪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和尼德兰的比较(《大分流之前》),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马德斌(Debin Ma)等研究者对1738-1925年苏州、北京、广州、伦敦、阿姆斯特丹工资、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比较(Allen, Robert C., Jean-Pascal Bassino, Debin Ma,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4, no. 1,January 2011, pp. 8-38),都是精细化历史比较的经典案例。而《大分流重探》则是将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和印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印度乃是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邻居”,所以一本讲述印度经济发展历程的书,自然对中国读者有着相当的吸引力。马德斌先生德论文集《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中收录了后一篇论文《大分流重探》的核心线索是“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这是一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衍生出来的命题。自亚当·斯密之后,不断有研究者思考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施图德对这条绵延两百多年的学术脉络进行了非常凝练的概括:
斯密式增长理论的逻辑:当市场区域扩大,原本割裂的市场结合成单一市场,成为一个共同运转的整体。这就使劳动分工的地域扩大,引起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内部资源重新配置,进而使劳动的分工进一步深化。技能的专业化会提升整体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提高GDP和生活水平。除了技术积累,市场整合还能通过其它渠道增加经济收益,包括技术的溢出和扩散、竞争强化、规模效益递增(190-191页)。
一般说来,有了行业鼻祖和众多杰出前辈的理论背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实证研究了。但是施图德的做法却有些令人迷惑。在整个“导论”部分,他都在反复地追问:“市场整合对欧洲工业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导论”结束,他的纠结仍然没有停止。在第一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禁暗自惊讶:“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哪有人还没开始表演就拼命拆自己的台呢?”
为他捏着一把汗,我继续阅读下面的章节。老实说,因为基本不懂计量研究,所以接下来的章节读起来还是挺吃力的。大致能够看懂的就是:
在第三章中,作者用欧洲和印度的粮食价格数据来估算这两个市场的价格趋同程度和波动情况,从而判断欧洲和印度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整合水平。
在第四章中,作者以粮价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识别欧洲内部基于市场自身动力而形成的市场单元,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变化。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从近代早期到十九世纪,欧洲从一个分割的市场,转变为一个几乎统一的市场(129页)。

在第五章中,作者转换到一个更加微观的视角,将印度普纳地区的市场与瑞士的市场进行比较。通过估算价格相关性、价格离散程度和价格波动幅度,证实近代早期瑞士区域市场的整合程度远远高于印度西高止山脉的普纳地区。
在第六章中,作者对前面所有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提出:在整个考察的时间段里,欧洲的市场整合水平比较高。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市场的整合水平就超过了十九世纪初的印度市场。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市场都在持续扩张。而印度是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加快了市场整合的步伐,但尽管如此也未能缩小与欧洲市场的差距。所以,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或许在十七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一直到第六章的结尾,“导论”中那些好像是自我拆台的疑问才有了解答。原来作者并不想武断地使用“市场整合主导经济发展”的刻板论断,而是希望用数据来验证和展现它。将前四章中的市场整合数据与同时期欧洲和印度的人均GDP数据、生活水平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市场整合度更高的欧洲,的确更早地实现了经济起飞。这样一来,整个研究的内在逻辑就打通了:不同的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迥然有别;市场整合程度更高的地方,经济起飞更早、更顺利。这样一来,以“市场整合”为核心线索的研究,就准确地切中的“大分流”研究的要害。
在扎实的计量研究之外,更令人欣赏的是作者的诚实与谨慎。尽管已经有坚实的数据可以证明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但他仍然强调“市场整合可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266页)。因为印度的数据显示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与其市场整合速度相匹配。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这本书中还能找到。比如:地理、气候、运输条件、政治体制、制度环境、贸易制度究竟哪一个(或几个)对市场的影响更大?作者也拒绝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叙述,而是用本书中的计量结果结合客观事实来做出判断。赖建诚先生对本书的评价是“让数据说话,观棋不语”(第II页)。在计量研究方面,本书的确当得起这样的赞赏。
让同为研究者的我更为感慨的是,在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见过了太多标榜本书、本论文何等重要的言辞,例如:开创了……填补了……发现了……纠正了……然而施图德在这本书中却少有惊人之语,反而是不止一次地说:“本研究证实了更传统的观点”“本书的结论与许多主流的定性论述相当一致”。这些平淡的语句,透露着作者严谨、诚恳的学术操守,拒绝刻意吹捧和拔高自己。至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同行,我自问在写东西时做不到如此坦率、朴实。
由于基本不懂计量研究,所以这一部分写得非常困难,也很难对这本书的量化研究细节做太多的评论。但是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站得住的,作者的严谨、扎实尤其令人赞赏。译者王文剑先生、校者赖建诚先生也将译文打磨得流畅、优美,极具可读性。王文剑先生称本书为大分流研究的“后浪之作”,而我则更愿意称它为一部“清流之作”。

作为假想敌的“加州学派”
如果说施图德在本书的计量研究部分做到了“观棋不语”般的严谨、克制,那么在与“加州学派”对话的部分,则显得操之过急甚至不求甚解了。在论及加州学派时,施图德的原话如下:


这派人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他们认为西方的崛起,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和东亚的相对发展轨迹,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突然改变,而不是欧洲经济在长期保持活力后起飞,亚洲却长期停滞。在此之前,该学派认为,从各种指标上看,亚洲(主要是中国,也包括印度和其他地区)的表现,与欧洲不分伯仲……这些新理论的阐释,偏离了传统路径,而煤炭和殖民地的开发,成为解释欧洲兴起的核心要素。(12页)


如果这就是施图德对加州学派的定义,那么他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一、“西方的崛起,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从来不是加州学派的共识,更不是区分“加州学派”与“非加州学派”的标记。
从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认为西方崛起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只是加州学派部分作品的观点,大致包括: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而且即便如此,在《大分流》中,彭慕兰始终非常小心地将全部论述约束在“欧洲”,甚至是范围更小的“英格兰”,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指向不明的“西方”。其余的加州学派论著,则更多地聚焦于一些实证性议题(如人口、生产力、GDP、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等),也是秉持着与施图德相似的“让史料和数据说话”的研究态度,并没有一致地宣称“西方崛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
而且在较近出版的《大分流之外》一书中,王国斌与他的合作者罗森塔尔也放弃了那个模糊不清的“西方”,而代之以更加明确的“欧洲”,并勾勒出中欧大分流的一明一暗两条时间线,“明线”即中国和欧洲清晰可辨的、经济社会发展拉开差距的历史时期,这当然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但是“暗线”,即促成欧洲和中国大分流的机缘和内在动力,则是“草蛇灰线”似的埋在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的双方政治经济格局之中。任何一个仔细阅读这本书的读者,都不可能得出“加州学派认为西方的崛起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结论。
当然,仍然有很多学者认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拐点。但是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19世纪大转型》(罗伯特.A·德内马克编,吴延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一书中早已指出,这并不是加州学派部分学者独创的观点,而是被许多“西方(或欧洲)优越论者”所共享的“起飞神话”(第一章)。

所以,不管“西方的崛起,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它都不是加州学派的共识,更不是区分“加州学派”与“非加州学派”的标志性观点。如果真如施图德所断言的这样,那么过去一百多年中的很多学者,大概都应该被划入“加州学派”了。
二、“在此之前(笔者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前),该学派认为,从各种指标上看,亚洲(主要是中国,也包括印度和其他地区)的表现,与欧洲不分伯仲……”这并不是事实。
2012年,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马德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共同发表了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从分流到合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历史,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2 No.1, 2014, pp.45-123)一文,其中有对加州学派观点的概述:
最近,李中清、李伯重、彭慕兰、王国斌和其他一些被称为“加州学派”的学者,提出了关于清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和活力的新观点。他们的核心论断清晰地表述在彭慕兰影响极大的著作《大分流》之中。概括起来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与欧洲之间,在经济结构和人均收入方面相差无几。
加州学派并没有将中国的历史描述为一个长期的“大反转”,而是提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清代长江下游地区,贸易、市场制度和生活水平,几乎可以与十八世纪末期的欧洲西北部地区等量齐观。
诚然,这三位作者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彭慕兰与整个加州学派划了等号,但是他们在具体观点的阐述上却非常谨慎和克制。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即便真的有与欧洲“不分伯仲”的区域,那也是清代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更具体地说是清代的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整个中国、印度、亚洲其它地区,甚至是整个亚洲。当然,在《大分流》中,彭慕兰的确提到了印度和日本,但是他确实从未提到印度、日本与英格兰或整个欧洲“不分伯仲”。
而更近期的研究则可以证明,即便是彭慕兰也不能与整个加州学派划等号。彭慕兰的确曾在《大分流》中断言:在1800年前后,在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区“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所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第2页)。然而在李伯重与范·赞登2012年发表的《大分流之前》一文中,对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与尼德兰的诸多经济指标进行了精细的估算。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在1820年代,尼德兰的人均GDP是一千八百三十八美元,华-娄地区的人均GDP是九百八十八美元,尼德兰的人均GDP大约是长江三角洲的两倍。而且这种差异并不是短期的经济波动所致,更可能源于两地的要素成本和政治经济差异。这就与彭慕兰的“相似论”完全不同。

(左)十九世纪的荷兰风景画,作者:Comelis Springer;(右)江南养蚕的农户,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作者:Thomas Allom所以,虽然加州学派有相似的研究取向,以及对明清中国经济相对更加乐观的评估,但是他们的研究绝不会停滞不前,他们的观点也绝不是“异口同声”。
三、认错了加州学派的成员。
在撰写这段概述加州学派的文字时,施图德加了一个注释(24-25页,注50),其中列举了彭慕兰、王国斌、弗兰克和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arathi)的著作。彭慕兰、王国斌无疑是加州学派的成员,而帕塔萨拉蒂虽然完成了关于“印欧大分流”的出色研究,却从未被划入加州学派之中。而弗兰克是否属于加州学派,其实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加州学派”是指“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经济史的中年学者”(李伯重:《“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读书》2019年第1期)。而弗兰克从未在加州任教,而且他的研究方向更偏重于世界体系和拉美地区,其研究风格也有所不同。当然,一部分国内读者将弗兰克视为加州学派的成员,或许与我十年前的一篇文章有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但是在这十年里,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自己当时的结论,到现在也未有定论,所以也必须借这个机会向读者澄清这个疑惑并致以歉意。
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的著作《为何欧洲走向富强,亚洲却没有:1600-1850年全球经济的岔路口》所以,如果施图德引用弗兰克和帕塔萨拉蒂的研究论著,是为了转引他们书中提及的加州学派研究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施图德将这两位学者视为加州学派的成员,并通过反驳他们的研究来反驳加州学派,那可能就像射击瞄错了标靶一样。
总而言之,施图德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大分流=彭慕兰=加州学派”的逻辑,这显然是塑造了一个类似于“假想敌”的“加州学派”。所以本书封面上“颠覆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还原300年欧亚经济演进史”等语,可能有夸大之嫌。至于赖建诚先生在推荐序中说:“有人用长三角部分城镇的零星数据,对比伦敦的生活水平,得出结论说17-18世纪的中国,发展水平不低于英国”,也显得有失学术礼仪。如果要进行学术辩论,自然要指名道姓、真凭实据,而绝不应如这般冷嘲热讽。
站在今天的认知高度,去挑彭慕兰二十年前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就连彭慕兰自己也承认,一些对他的批评“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加州学派共享的其实是另一些东西,彭慕兰将其概括为:不能拒绝比较;要做互反比较;在工业与前工业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要重新思考“早期现代世界”的概念(澎湃新闻:彭慕兰独家回应《大分流》争议:赵鼎新指出我了忽略的问题,2015年10月17日)。毋庸讳言,加州学派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施图德的很多批评并没有找准问题的所在。只有在论述“历史变迁的无缝网络”(205页),“欧洲很早就开始崛起,欧洲的发展比通常认知的更稳定”(206页)这个层面时,施图德才真的击中了加州学派的关键点。
十年前,在读完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加州学派的研究论著后,我深感对加州学派下一个定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写下了这一段话:


要在一个学术派别日益成长之时对其进行学术史总结,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其当下的发展日甚一日,未来的取向还尚未确定,所以往往一说即成错。(《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


十年后的今天,这段话或许仍然可以用来与加州学派的读者共勉。



周琳

四川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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