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一個人將自己對時代的深刻認知藏瞭起來 | 短史記



作者丨言九林編輯丨吳酉仁
1861年,坐鎮安慶的曾國藩,收到瞭一部自上海寄來的書稿。
寄書者名叫馮桂芬,江蘇吳縣人。生於1809年,1840年科考一甲二名進士,也就是俗謂的“榜眼”,授職翰林院編修,後返鄉辦理團練。馮比曾大兩歲,早年做京官時,二人似已相識。
在隨書稿一同寄來的書信中,馮桂芬說,他很感謝曾國藩的美意,想要招攬自己進入幕府。但自己無法啟程,因為身體衰弱“瘍生於項”,一直纏綿病榻。等病好瞭,定會乘坐“飛輪”前去拜謁。奉上的這部《校邠廬抗議》初稿,是自己養病期間整理幸存舊作編輯而成,如果曾國藩讀瞭之後“不以為巨謬”,覺得這書多少有些價值,“敢乞賜之弁言”,很希望能為這本書寫一篇序言。如此,自己也算是“托青雲而顯”,會感到非常地榮幸。①
曾國藩讀瞭書稿後,在日記中寫道:該書可算“名儒之論”,但“多難見之施行”②。他贊同書中的許多主張,但又覺得,大多數主張在現實中不具備可行性。
所以,他沒有給馮桂芬的書稿寫序。
♦  馮桂芬像
又過瞭兩年有餘。1864年,湘軍攻入天京(南京),曾國藩終於給馮桂芬寫瞭一封回信。其中說:辛酉年(1861)收到你寄來的書稿和信件,我讀瞭書稿,感覺非常好,裡面的內容“足以通難解之結,釋古今之紛”,可以說是一本憂慮時局、究極世變的好書。但“顧如國藩之陋,奚足弁言簡端”?——我曾國藩學識淺陋,實在是不配為這本書做序。好幾次提筆想要寫序,最後又都放下沒能寫成,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也沒給你回復。我對這本書的心態,也從一開始的“矜慎”,變成瞭“內疚”。曾國藩還說:自從書稿寄存在自己這裡,“傳抄日廣,京師及長沙均有友人寫去副本”,自己雖不能為馮桂芬的大作寫序,但天下之大,必有賢哲可以體察到馮的良苦用心,“尊論必為世所取法”,書中的思想與意見一定會得到世人的認同。③
稍後,馮桂芬應邀前往南京與曾國藩相見。二人相談甚歡,曾國藩將書稿還給瞭馮,且斷言日後東南之事“不出君一書”,東南沿海的那些新問題,都可以在馮的著作中尋到解決辦法。但,即便激賞到瞭這般程度,曾國藩仍然沒有答應給書稿寫序。
因為他很擔憂書中的內容,會給自己引來麻煩。
馮桂芬是林則徐的門生。受林的影響,馮在治學上重視“經世”,很關註現實問題。《校邠廬抗議》成稿於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城、咸豐皇帝倉皇逃亡熱河之際;馮當時也因太平軍攻陷瞭蘇州而避難於上海租界。所以,書的主旨不單單是憤慨於“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是想要為擺脫這種困境提供改革的路徑。
那時節,思想圈流行的前沿理念,是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也就是引入洋人的堅船利炮及其制作方法(《海國圖志》成書比《校邠廬抗議》早瞭五年)。但馮桂芬卻見到瞭器械和技術之外,更深層次的制度方面的東西。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④

人才選拔不如人,是科舉制度有問題;經濟發展不如人,是政策路線有問題;君民關系不如人,是清帝國的權力架構有問題(馮的主張是擴張鄉紳的政治權力,這顯然與清廷自康雍乾時代即堅持的打壓鄉紳政策背道而馳);名實相符不如人,則是清帝國的風俗文化與道德水準有問題。
♦  《校邠廬抗議》封面
這種比魏源走得更遠的見識,讓馮桂芬頗為自得,也讓他頗為不安。這種不安,見於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校邠廬抗議》稿本中,所留存的許多馮自己做的刪改和批註(稿本由他人繕錄)。比如,稿本裡原有這樣一段稱贊“夷狄”的文字:

“及見諸夷書,米利堅以總統領治國,傳賢不傳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匭中,視所推最多者立之,其餘小統領皆然。國以富強,其勢駸駸凌俄英法之上,誰謂夷狄無人哉!”

馮桂芬不但將這些文字全部刪掉,還在上面添加批註說“末句似不足為典”。“傳賢不傳子”裡的“賢”與“子”,也已被塗抹得幾乎辨認不出來瞭。陳旭麓如此評價馮的這種行為:
“就已刪去的這段話來看,可見馮桂芬讀過一些譯書,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物,但……他不能也不敢進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所謂‘不足為典’,正是他……采取回避態度的遁詞;但也可說明當時的人們,要前進一步是那麼崎嶇艱難。”⑤
馮的這種不安,也曾被李鴻章窺見(馮後來長期在李鴻章幕府做事,為李主持上海廣方言館)。1861年,李致信曾國藩,提到“滬中深識外情而又不過軟媚者難得其選,容留心訪察,……馮敬亭(景亭)亦知洋情而膽不足”⑥——所謂“知洋情而膽不足”,即是指馮桂芬對時代的認知已超越瞭絕大多數人,但他並不敢將這種認知做廣泛的公開傳播。
♦  李鴻章評價馮桂芬“膽不足”
馮在1861年將自己的書稿寄給曾國藩,央求曾為其寫序,其實也與“膽不足”有關。他知道自己的書稿大概率會引來知識界鋪天蓋地的批評,所以希望借曾國藩這棵大樹蔭庇一下。曾國藩對此也瞭然於胸,所以才在日記裡說馮桂芬的主張雖好,卻“多難見之施行”,馮走得比時代快,時代不會接受他的意見。
除瞭向曾國藩央求序言、刪去書稿中的某些文字之外,為瞭消除不安,馮桂芬還做瞭一件事情:用傳統政治理念來包裝整部《校邠廬抗議》。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在“不畔(叛)於三代聖人之法”的前提下,“參以雜傢”、“羼以夷說”,來為清帝國尋找一條合適的自強之路。最終,他將自己的改革理念,包裝成瞭“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具體來說,就是“釆西學、制洋器、改科舉”。
即便如此,馮桂芬最終還是選擇瞭將自己這部著作埋藏起來,不願在生前出版。他的好友、曾擔任過蘇州知府的吳雲後來說,“同人咸促鋟版,先生卒秘匿不出”⑦,朋友們都勸馮桂芬將《校邠廬抗議》正式出版,但直到1874年馮桂芬去世,他都沒有接受這項建議。民間流傳的隻有抄本,影響很小。
1876年,馮去世兩年後,他的後人出版《顯志堂稿》,隻敢收錄《校邠廬抗議》中較為“溫和”的不足半數的內容。1883年,馮桂芬去世9年後,《校邠廬抗議》才第一次有瞭正式的刻本。1885年前後,完整本(經馮生前刪改過的)才正式面世。1889年,該書終於經由帝師翁同龢之手,呈遞到瞭光緒皇帝的書桌上⑧——翁同龢之所以看中這本書,恰是因為它的內容形態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馮桂芬因“膽不足”而將自己對時代的深刻認知藏起來,並非杞人憂天。1898年戊戌維新,光緒皇帝命人將《校邠廬抗議》印刷兩千本,發給朝中官員集體閱讀,限眾人在十日內就書中內容回復意見,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理由是什麼。針對馮桂芬改革人事取用制度的主張,禮部左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義正辭嚴地寫下瞭四個字的評語:

“實屬荒謬!”⑨

此時,距離《校邠廬抗議》一書寫成,已過去瞭三十七年。

①《顯志堂稿》卷五,第30頁。②《曾文正公日記》,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③《顯志堂稿》卷四,第18頁。④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⑤陳旭麓:《關於<校邠廬抗議>一書——兼論馮桂芬的思想》。收錄於氏著《近代史思辨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223頁。⑥《上曾相》,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李文忠公(鴻章)朋僚函稿》,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頁。⑦吳雲:《顯志堂稿》序。⑧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四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252、2256、2266、2330頁。⑨《都在談“變”:對<校邠廬抗議>的一次討論》。《戊戌風雲錄》,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