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肝膽病雜志JCH:肝臟血管源性腫瘤的診斷和治療

肝臟血管源性腫瘤起源於內皮細胞,屬於肝臟間葉性腫瘤,包括海綿狀血管瘤(HCH)、硬化性血管瘤(HSH)、肝上皮樣血管內皮瘤(HEHE)、嬰兒型肝血管瘤(IHH)、肝血管肉瘤(HHS)、血管外皮細胞瘤(HPC)、肝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AML)等。除HCH外,肝血管源性腫瘤發病率低,臨床癥狀及影像學表現不典型。本文對肝臟血管源性腫瘤的分類、診治難點及最新的診療現狀進行綜述,希望對臨床醫師有一定借鑒和幫助。

1海綿狀血管瘤(HCH)


HCH是最為常見的肝臟良性腫瘤。普通人群HCH的發病率為0.4%~20%,屍檢發現率為0.4%~7.3%[1]。其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與胚胎階段肝血竇的發育障礙有關。HCH可發生於任何年齡段,以女性居多,男女比約為1∶5[2]

多數HCH體積較小,生長緩慢,甚至無明顯生長趨勢,不會產生臨床癥狀。如瘤體逐漸增大,可出現右季肋區疼痛不適、食欲不振、惡心、壓迫癥狀等。巨大HCH伴血小板減少者,可導致Kasabach-Merritt綜合征。HCH也有自發性破裂出血的個案報道。

HCH患者的肝功能和腫瘤標志物檢查一般正常,診斷主要依靠影像學檢查(包括B超、CT和MRI等)。B超是HCH的首選檢查方法,較小的HCH多表現為邊界清晰的強回聲占位,較大的HCH則表現為邊界清晰、內部回聲雜亂、強弱不均。MRI對HCH具有特殊的診斷價值,T2加權像表現為特征性的“燈泡征”樣高信號。增強CT顯示“快進慢出”征亦是HCH的特征性表現。病理學特點為瘤體由網格狀、大小不等的血管腔重疊構成,血管腔大小不等,內壁襯有單層扁平內皮細胞,血管腔之間存在纖維組織。

HCH發展緩慢,無惡變傾向。因此大多數確診的HCH定期隨訪即可,無需特殊處理。如果HCH最大直徑>5 cm,且近2年臨床隨訪觀察影像學檢查提示瘤體直徑增大>1 cm;或存在與HCH相關的持續腹部疼痛或不適的患者需要積極治療[3]。外科手術是最常見的治療手段,主要術式包括瘤體剝除術、肝葉(段)或部分肝臟切除術和瘤體縫紮術。肝移植治療僅適用於以下特殊情況:瘤體巨大難以手術切除、HCH破裂出血和合並Kasabach-Merritt綜合征等。但是,手術治療創傷大、並發癥多;瘤體越大,手術風險越高。對這一良性疾病,醫生實施手術治療通常承擔著較大的心理壓力。肝動脈栓塞術(TAE)曾應用於肝血管瘤的治療,但療效不確切,並可能導致異位栓塞等嚴重並發癥。近十多年來,以射頻消融(RFA)為代表的局部治療手段越來越廣泛地用於HCH的臨床治療,顯示瞭療效確切、微創、安全等優點以及良好的應用前景,有望成為HCH的首選治療方案之一[3-4]

2硬化性血管瘤(HSH)


HSH是肝血管瘤的一種極少見類型,被認為是HCH演變的終末階段。HCH瘤體內血栓形成可能是誘發HSH演變的主要因素,其可繼發局部壞死、鈣化、纖維瘢痕和玻璃樣變性,最終演變為HSH[5]。HCH演變成HSH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HSH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亦無特異性的血清學指標,HSH演變的不同階段,其影像學表現也不盡相同,典型的HSH則難以與肝惡性腫瘤鑒別。CT平掃呈不均勻低密度,玻璃樣變區域可伴有肝實質丟失及肝包膜退縮。MRI平掃T1呈低信號,T2表現為多種信號組成,部分病灶呈高信號。由於HSH形成過程中,纖維化從血管瘤中央向邊緣發展,最終可累及整個病灶;因此,CT及MRI增強後缺乏動脈期強化,僅在延遲期表現為病變邊緣的輕度強化[6]。如果HSH瘤體內硬化范圍大,則增強CT或MRI可完全無強化,與乏血供腫瘤及轉移性肝癌難以鑒別[5,7]。病理學是診斷HSH的金標準,HSH的病理特點為廣泛纖維化、透明樣變性,血管腔顯著狹窄或閉塞。因此,肝穿刺活檢有助於鑒別診斷。

HSH屬良性病變,預後良好,一般不需要手術治療。HSH過大,產生壓迫癥狀時,需要積極治療,治療方案推薦首選肝切除治療;如術前難以確定病變性質時,建議采取診斷性肝段(葉)切除[7-8]。由於HSH乏血供、廣泛纖維化、透明樣變性,TAE和局部消融治療後瘤體萎縮塌陷不明顯,無法改善壓迫癥狀,故不推薦TAE和局部消融治療HSH[9]

3肝上皮樣血管內皮瘤(HEHE)


HEHE是一種罕見的低度惡性腫瘤,發病率不足1/100萬,多見於成年人,男女發病比約為2∶3[10]。目前,HEHE的發病原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其可能機制與口服避孕藥、接觸某些化學物質(聚氯乙烯、二氧化釷、石棉等)、酒精性肝炎和病毒性肝炎有關[11]

HEHE通常多發,且肝左右葉均可受累,臨床表現及影像學表現均缺乏特異性。22%~25%的HEHE患者可無癥狀;常見的臨床表現包括:上腹部不適或疼痛、肝脾腫大、體質量減輕等;5%的患者由於腫瘤壓迫或靜脈浸潤引起黃疸、門靜脈高壓癥、Budd-Chiari綜合征和肝衰竭等[12]。HEHE患者一般無潛在慢性肝病病史,腫瘤標志物通常為陰性。影像學上HEHE可表現為單發結節、多灶性結節和彌漫性結節,以多灶性結節較為常見;部分瘤結節可融合,以包膜下分佈為主;部分瘤結節內部可見鈣化灶。瘤結節中心缺血、壞死、纖維瘢痕牽拉,可致肝包膜塌陷,表現為”包膜回縮征”。CT平掃常為均勻或不均勻低密度,不均勻者周圍可有環形低密度,中間可見更低密度,呈”暈征”。增強CT動脈期及門靜脈期病灶中心強化不明顯,瘤結節邊緣可強化。MRI表現為T1呈低信號,T2病灶中間顯著高信號,周邊見稍高信號,增強可見多個較大無強化或邊緣強化的腫塊,肝靜脈和門靜脈行向病灶時逐漸變細並終止於病灶邊緣,形成”棒棒糖征”。以上影像學特征較難與膽管細胞癌、轉移瘤、炎性病變或不典型血管瘤相鑒別。病理學檢查是診斷HEHE的金標準。HEHE病理學檢查鏡下腫瘤組織由伴纖維硬化的少細胞區和富細胞區相間構成,腫瘤呈條索狀、小巢狀生長,浸潤周圍肝組織,可在脈管內形成乳頭狀或腎小球狀結構;腫瘤細胞由圓形、卵圓形上皮樣細胞和梭形、多角形樹突狀細胞構成,瘤細胞胞質豐富,嗜酸性,具有特征性的胞質內空泡血管腔,內可見單個或數個紅細胞。間質可呈玻璃樣變、黏液樣變,HE染色呈粉紅色,免疫組化結果顯示腫瘤細胞CD31、CD34和Ⅷ因子陽性有助於診斷。

HEHE屬於惡性腫瘤,因此手術治療是首選治療方式。手術切除適用於單結節者,腫瘤切除後,患者常可治愈,復發率低,術後5年存活率可達86%[13]。多發結節者,如可以手術切除,仍可首選手術切除;如果腫瘤范圍過大無法切除,可選擇肝移植治療。Lerut等[14]回顧性分析瞭59例肝移植治療的HEHE患者,59例患者中96%為多發腫瘤,86%肝內有超過15個病灶,16.9%有肝外轉移灶。肝移植術後1、5、10年存活率分別為93%、83%、72%,有無脈管侵犯是影響肝移植術後生存率的主要因素(5、10年生存率75% vs 92%,52% vs 85%),肝外疾病及淋巴結侵犯對術後生存率無明顯影響。由此可見,局限性的肝外轉移及淋巴受累不是肝移植治療HEHE的絕對禁忌證。如果無法行肝切除手術或肝移植術,可采取非手術治療,包括局部腫瘤消融、肝動脈化療栓塞(TACE)、全身或局部放化療以及抗腫瘤藥物治療。目前,歐洲醫學腫瘤學會和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指南尚無推薦的全身治療方案。由於HEHE包含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和VEGF受體,許多學者嘗試使用抗VEGF藥物治療HEHE,例如抗VEGF單克隆抗體(貝伐單抗)聯合紫杉醇、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如索拉非尼、舒尼替尼和帕唑帕尼)以及其他抗血管生成劑(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 抑制劑)[15]。法國肉瘤協作組進行的一項多中心II期臨床研究[16]納入15例無法手術的晚期HEHE患者,索拉非尼治療後有20%的患者獲得瞭10個月的無進展生存期;美國東部腫瘤協作組納入瞭7例無法手術的晚期HEHE患者,給予貝伐單抗治療後有40%的患者獲得瞭10個月的無進展生存期[17。此外,還有一些個案報道[18-20]嘗試其他治療藥物,如沙利度胺、幹擾素以及使用阿黴素、環磷酰胺等化療藥。Kyriazoglou等[20]報道,阿黴素聯合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治療2例無法手術的HEHE患者,6個周期以後隨診復查腫瘤均未進展。

4嬰兒型肝血管瘤(IHH)


IHH又稱為嬰兒型肝血管內皮細胞瘤(IHHE),是一種良性間葉性腫瘤,發病率約1/20 000,占兒童肝腫瘤的12%,其中85%的病例發生在6個月內的嬰兒[21]。IHH的具體病因及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有研究[22]發現IHH患兒血清中VEGF水平較高,VEGF可能通過Notch信號通路促進血管內皮細胞增殖[23]。大部分IHH具有典型的自然演變過程即增生、退變和消失。患者出生後數周出現,隨後進入快速增生期,通常持續1年左右;其後腫瘤進入緩慢消退期,消退時間可能為數月至數年不等,一般為3.5年;最後為退化完成期,大約在5.8歲時,此期瘤體內血管為纖維、脂肪組織所替代,大多數IHH可以完全消退。

IHH臨床表現多樣,無明顯特異性,主要取決於腫瘤的大小、部位及其並發癥,可以表現為肝大、腹部腫塊、皮膚血管瘤、厭食、嘔吐和生長發育緩慢。約15%的患兒合並充血性心力衰竭,合並充血性心力衰竭者病死率可達75%。80%患者甲胎蛋白增高,易誤診為肝母細胞瘤。IHH具有特異性標志物葡萄糖轉運蛋白[24]。IHH可為單發、多發或彌漫型,超聲可呈低回聲、高回聲或高低相間的混合回聲,瘤體內部血流信號豐富。CT平掃時表現為低密度病灶,伴有出血和鈣化時可表現為高密度。增強掃描動脈期腫塊邊緣表現為環形或粗條索樣強化,內部呈不均勻性強化,強化程度高於肝實質;門靜脈期及延遲期自周邊向中心漸進性強化,密度高於或等於肝實質,壞死和纖維化部分無強化。MRI示腫瘤信號較均勻,若合並出血、壞死、纖維化而導致信號不均勻,典型者T2呈高信號[25]。病理學表現為腫瘤由大量增生的異常血管構成,管腔大小不一,內襯增生、腫脹的內皮細胞,多呈單層排列,也可見多層及局灶實性區,管腔外周有明顯的周細胞圍繞。腫瘤細胞呈梭形或卵圓形,胞質嗜酸,核卵圓形,可見核仁,核分裂象罕見。散在小膽管混雜於疏密不等的纖維間質中,部分血管擴張呈海綿狀,局部可見分葉狀結構。腫瘤中心區域組織變性明顯,可見出血、血管內血栓形成、纖維化及聚集的鈣化灶。

無癥狀的IHH,不需要臨床積極幹預,定期復查即可。建議每月復查超聲瞭解瘤體變化,瘤體穩定後每3個月行超聲檢查,直至血管瘤消退[26-27]。對於有臨床癥狀的IHH,目前治療方法尚未統一,有藥物治療、介入治療、手術治療等。藥物治療的使用指征:(1)多發性及彌漫性肝血管瘤;(2)有明顯的臨床癥狀,或出現血管分流、貧血、充血性心力衰竭、消耗性凝血障礙等並發癥;(3)不能完整手術切除腫瘤者。治療藥物包括糖皮質激素(有效抑制促血管內皮細胞生成因子的產生)、普萘洛爾(抑制受體使血管收縮致使瘤體局部缺血)、長春新堿及幹擾素(抑制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等。介入治療:主要為TAE,適用於藥物控制不佳、無法進行手術切除且伴有高流量分流,甚至繼發充血性心力衰竭者。手術治療:當保守治療無效或發生嚴重並發癥必須急診搶救患兒生命時,則應采用手術治療,包括瘤體切除術、肝葉切除術、肝動脈結紮術、肝移植等。由於IHH有自發消退傾向,總體預後良好,長期生存率可達70%[21]

5肝血管肉瘤(HHS)


HHS是肝臟血管源性惡性腫瘤中最常見的一種,但與其他肝臟腫瘤相比,仍屬少見。HHS具有高度侵襲性,占所有原發性肝臟腫瘤的2%[28]。HHS常見於60~80歲的老年男性(男女比為3∶1),兒童中罕見。目前HHS的病因尚不明確,其可能與長期接觸某些化學致癌物質(如氯乙烯、二氧化釷、砷等)有關[12]

HHS患者早期幾乎無癥狀,隨病變進展,可有右季肋區腹痛、食欲不振、體質量減輕、發熱等;晚期有肝脾腫大、腹水、黃疸、凝血功能障礙、血小板減少,甚至肝衰竭等,15%~27%的患者由於腫瘤自發性破裂可出現腹腔積血等急腹癥。大多數病例沒有肝炎、肝硬化病史,肝功能可出現異常,血清學標志物無異常升高。CT平掃表現為不均勻低密度影,可有鈣化灶或出血;動脈期病灶邊緣片絮狀或中央斑點狀強化,門靜脈期持續漸進性強化,強化范圍擴大,並呈融合趨勢;延遲期強化緩慢退出,強化程度降低。MRI在T1上呈低信號,也可有高信號的出血,T2通常為高信號,中央信號不均勻,強化方式類似於CT,由於瘤內不同程度的出血、壞死及纖維化改變,可見面積大小不等、形態不規則的低信號無強化區,需要與肝血管瘤、原發性肝癌、轉移性肝癌等鑒別。HHS的確診要依靠病理學,鏡下可見腫瘤組織主要由腫瘤性血管構成,內襯梭形、卵圓形或不規則形的腫瘤性內皮細胞;瘤細胞體積大,核深染、異型性明顯,並形成多核瘤巨細胞,易見病理性核分裂象。免疫組化顯示腫瘤血管內皮細胞標志物(CD31、CD34、FⅧ相關抗原、FLi-1和ERG)陽性。

HHS惡性程度高,患者預後差,未經治療的患者中位生存時間<6個月。目前手術切除是最主要的治療手段,但多數HHS確診時呈肝內多發病灶,病灶可切除率不超過20%。即使R0切除,術後HHS復發率也較高,大多數患者死於確診後11個月內[29]。術後輔助化療可明顯延長生存期,王健等[30]報道,單純手術治療(n=5)和手術聯合化療(n=7,吡柔比星+卡鉑+氟尿嘧啶、氮烯咪胺+異環磷酰胺和異環磷酰胺+卡鉑+鬼臼乙叉甙的交替聯合化療)患者(腫瘤直徑平均9.47 cm)的平均生存期分別為8.2個月和18.39個月。歐洲肝腸移植協會(ELITA)-歐洲肝移植註冊中心(ELTR)登記的20例接受肝移植的HHS患者,其中25%伴有門靜脈高壓,10%伴有肝衰竭,15%伴有遠處轉移;20例患者肝移植後6個月左右復發,生存期很少超過2年,平均生存時間7個月[31-32]。因此,HHS被認為是肝移植的禁忌證。對於無法手術的HHS患者可選擇姑息化療,但是效果有限。Kim等[33]報道,4例伴遠處轉移的HHS患者給予化療(5-氟尿嘧啶+卡鉑+多柔比星或異環磷酰胺),2例生存期小於3個月,2例生存期超過6個月。近年來,諸多靶向藥物的上市給HHS的治療帶來一線曙光。由於HHS的生物行為及表達血管生長因子受體,抗血管生成藥(如索拉非尼、貝伐單抗)及細胞因子(如重組白細胞介素2)被嘗試性應用於HHS的治療。Sindhu等[34]報道1例鼻血管肉瘤手術切除術後4年出現面部、肝臟轉移,由於腫瘤表達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給予患者程序性死亡受體1治療(2 mg/kg,每21天為一個療程,共13個療程),治療後的8個月內未出現新發或進展病灶。

6血管外皮細胞瘤(HPC)


HPC是一種罕見的血管組織源性腫瘤,約占全部血管腫瘤的1%,具有潛在惡性。病變多為單發,偶有多發,直徑由數毫米到數厘米,可發生於身體的任何部位,以四肢最多見,尤其下肢居多,常呈浸潤性生長,其次為軀幹、頭頸部、腹膜後及盆腔等處,而發生於肝臟的HPC尤為少見。肝HPC可發生於任何年齡,以成人多見,男女發病率無差異。

多數肝HPC生長緩慢,可無任何臨床癥狀,當腫瘤達到相當大體積後可觸及腫塊但僅表現輕微癥狀,如疼痛或無明顯誘因出現右上腹不適伴腹脹。肝HPC≤5 cm時,瘤體多為實性,血供豐富,增強後動脈期呈明顯均勻強化;腫瘤>5 cm時常出現中央液化壞死區,增強掃描呈邊緣不規則強化,可見壁結節強化,瘤體密度不均[25],易誤診為原發性肝癌。肝HPC的確診依賴病理學及免疫組化,肝HPC起源於血管外皮Zimmermann細胞或血管外周多功能間質細胞,鏡下腫瘤實質內富含腺樣、裂隙樣或竇隙樣分支的薄壁血管,其相互連接成網狀、樹枝狀或鹿角狀。管腔大小不一,形態各異,血管內襯單層正常的內皮細胞,血管外及脈管間或周圍軟組織堆積著許多豐滿呈流線型的瘤狀外皮細胞,排列密集,異型性明顯,腫瘤組織常有壞死。

肝HPC首選的治療方法是肝切除術。但是,即使R0切除,術後復發率也較高,5年無病生存期約為50%。對於局部或遠處轉移復發的患者(約占病例的20%),需要重復手術切除[12]。術後輔助放療能將中位無病生存期從34個月延長至75個月,且總體生存期從62個月延長到92個月[35]。肝移植治療肝HPC的報道較少。ELITA-ELTR登記的2例原發性肝HPC和2例轉移性肝HPC(肺、腎上腺)行肝移植治療,原發性肝HPC患者分別於術後37及48個月死於復發,肺HPC肝轉移者於術後34個月死於復發,腎上腺HPC肝轉移患者術後獲得12年的無病生存期[32]

針對無法切除的肝HPC,姑息化療可延長患者生存期。Del Rosario等[36]報道瞭1例頸部HPC伴肺部轉移的2個月男嬰,初次確診時無法手術切除,使用多柔比星、長春新堿、環磷酰胺化療後,頸部腫瘤縮小從而得以切除,而肺部腫瘤則完全消失。Park等[37]一項研究納入14例晚期、復發或轉移性HPC,給予替莫唑胺(一種烷化劑)和貝伐單抗治療,80%的病例有腫瘤部分反應,其中5例獲得超過20個月的無進展生存期。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如索拉非尼和舒尼替尼)治療HPC取得瞭初步滿意的效果。舒尼替尼治療後,HPC腫瘤反應超過6個月;索拉非尼治療後,病例部分反應以及疾病穩定長達22個月[38-39]。這些化療方案尚需大樣本臨床試驗的驗證。

7肝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AML)


血管平滑肌脂肪瘤(AML)是一種包含平滑肌、血管和成熟型脂肪細胞三種組織學成分的良性腫瘤,其病因尚未明確。AML多發生於腎臟,也有少數發生於肝臟者,約占肝臟腫物的0.4%[40]

HAML過去一直被認為是一種良性病變,近年來,有HAML發生惡變的個案報道[41]。關於該腫瘤的組織起源目前有多種看法,但大多數學者[42-43]認為腫瘤組織主要起源於血管周圍上皮樣細胞,這種細胞具有多向分化潛能,可向血管平滑肌和血管內皮細胞分化,以表達黑色素瘤細胞分化的標志物為特征。HAML好發年齡為29~63歲,平均50.6歲,臨床上女性多見,病變多位於右肝,可與腎AML合並發生。根據平滑肌樣瘤細胞、脂肪組織和血管三種成分的構成比不同可將HAML分為四種亞型:經典的混合型、脂肪瘤型、肌瘤型和血管瘤型,其中混合型最常見。

HAML患者一般無特殊的臨床表現,腫瘤增大後可表現出右上腹部不適、疼痛等。影像學因腫瘤成分構成比不同而表現多樣,CT可見邊緣清楚的低密度灶,低密度灶內可見脂肪密度呈片狀或粗點狀分佈;也可見平滑肌密度,呈多房囊實性;也可見病灶中心血管影,呈點狀、條狀或扭曲的高密度影。增強掃描因其成分不同大多數病灶強化不均勻。文獻[44]報道術前診斷率低於25%,故確診依賴組織病理學檢查,病理可見腫瘤血管成分、平滑肌組織及脂肪組織,免疫組化HMB45、SMA、CD34、Vimentin陽性是診斷HAML最重要的依據,其中HMB45在HMLA中的陽性率達到95%以上,是最具特征性的標志物。

手術切除是治療HAML的首選方法。手術治療的適應證包括:腫瘤直徑超過5 cm、出現腹部不適等癥狀、腫瘤進行性增大及存在破裂出血風險者。腫瘤多發、體積較大、無法行腫瘤切除者,或惡性HAML術後復發者,可考慮肝移植治療。Wang等[45]報道,手術切除治療一例惡性HAML(瘤體直徑15 cm)患者,術後1年復發;患者繼而接受肝移植治療,移植術後隨訪1年腫瘤未復發。

8小結


肝臟血管源性腫瘤的診斷和治療對於臨床醫生具有一定的挑戰,其主要原因是該類疾病較為罕見(除HCH外),臨床癥狀及影像學表現不典型,容易導致誤診誤治。希望本文提供的肝臟血管源性腫瘤的系統綜述,可以提高臨床醫生對該類疾病的整體認識,進而提高診治水平。

參考文獻:

[1]HASAN HY, HINSHAW JL, BORMAN EJ, et al. Assessing normal growth of hepatic hemangiomas during long-term follow-up[J]. JAMA Surg, 2014, 149(12): 1266-1271.

[2]JING L, LIANG H, CAIFENG L, et al. New recognition of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growth pattern of hepatic hemangioma in adults[J]. Hepatol Res, 2016, 46(8): 727-733.

[3]GAO J, FAN RF, YANG JY, et 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hepatic hemangiomas: A consensus from a Chinese panel of experts[J]. J Clin Hepatol, 2017, 33(9): 1638-1645. (in Chinese)

高君, 范瑞芳, 楊傢印, 等. 肝血管瘤射頻消融治療(國內)專傢共識[J]. 臨床肝膽病雜志, 2017, 33(9): 1638-1645. 

[4]GAO J, JI JS, DING XM, et al. Laparoscopic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large subcapsular hepatic hemangiomas: Technical and clinical outcomes[J]. PLoS One, 2016, 11(2): 0149755. 

[5]YUGAWA K, YOSHIZUMI T, HARADA N, et al. Multiple hepatic sclerosing hemangiomas: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Surg Case Rep, 2018, 4(1): 60. 

[6]OZAKI K, YOSHIKAWA J, YAMAMOTO T, et al.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the sclerosed hemangioma of the liver using multimodality imaging findings: A case report[J]. Radiol Case Rep, 2018, 13(5): 1025-1029. 

[7]MIYAMOTO S, OSHITA A, DAIMARU Y, et al. Hepatic sclerosed hemangioma: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BMC Surg, 2015, 15: 45. 

[8]SUGO H, SEKINE Y, MIYANO S, et al. Hepatic sclerosing hemangioma with predominance of the sclerosed area mimicking a biliary cystadenocarcinoma[J]. Case Reports Hepatol, 2018, 2018: 7353170. 

[9]XU L, YANG X, KE S, et al. Resection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large hepatic sclerosing hemangioma: A case report[J]. Onco Targets Ther, 2019, 12: 6839-6842. 

[10]YANG JW, LI Y, XIE K, et al. Spontaneous rupture of hepatic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A case report[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7, 23(1): 185-190.  

[11]STUDER LL,SELBY DM. Hepatic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J]. Arch Pathol Lab Med, 2018, 142(2): 263-267.  

[12]LERUT J,IESARI S. Vascular tumours of the liver: A particular story[J]. Transl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8, 3: 62. 

[13]YOUSAF N, MARUZZO M, JUDSON I, et al. Systemic treatment options for epithelioid haemangioendothelioma: The royal marsden hospital experience[J]. Anticancer Res, 2015, 35(1): 473-480.

[14]LERUT JP, ORLANDO G, ADAM R, et al. The place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c epithel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Report of the European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J]. Ann Surg, 2007, 246(6): 949-957. 

[15]SEMENISTY V, NARODITSKY I, KEIDAR Z, et al. Pazopanib for metastatic pulmonary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a suitable treatment option: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anti-angiogenic treatment options[J]. BMC Cancer, 2015, 15: 402.

[16]CHEVREAU C, LE CESNE A, RAY-COQUARD I, et al. Sorafenib in patients with progressive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A phase 2 study by the French Sarcoma Group (GSF/GETO)[J]. Cancer, 2013, 119(14): 2639-2644. 

[17]AGULNIK M, YARBER JL, OKUNO SH, et al. An open-label, multicenter, phase II study of bevacizumab for the treatment of angiosarcoma and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s[J]. Ann Oncol, 2013, 24(1): 257-263. 

[18]LAKKIS Z, KIM S, DELABROUSSE E, et al. Metronomic cyclophosphamide: An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hepatic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J]. J Hepatol, 2013, 58(6): 1254-1257. 

[19]SOAPE MP, VERMA R, PAYNE JD, et al. Treatment of hepatic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Finding uses for thalidomide in a new era of medicine[J]. Case Rep Gastrointest Med, 2015, 2015: 326795.

[20]KYRIAZOGLOU A, KOUTSOUKOS K, ZAGOURI F, et al. Metastatic hepatic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treated with Olaratumab: A falling star rising?[J]. Ther Clin Risk Manag, 2020, 16: 141-146. 

[21]ZAVRAS N, DIMOPOULOU A, MACHAIRAS N, et al. Infantile hepatic hemangioma: Current state of the art, controversies, and perspectives[J]. Eur J Pediatr, 2020, 179(1): 1-8. 

[22]PARIA S, MENDIRATTA V, CHANDER R, et al. A study of serum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in infantile hemangiomas[J]. Indian J Dermatol Venereol Leprol, 2019, 85(1): 65-68. 

[23]LI S, XU G, GAO F, et al.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of VEGF-Notch pathways in infantile hemangiomas[J]. Exp Ther Med, 2017, 14(4): 3737-3743. 

[24]FORD JR, GONZALEZ-BARLATAY J,VALENZUELA AA. Early orbital infantile hemangioma tha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glucose-transporter-1 (GLUT-1)[J]. Can J Ophthalmol, 2018, 53(2): 58-60. 

[25]EHMAN EC, TORBENSON MS, WELLS ML, et al. Hepatic tumors of vascular origin: Imaging appearances[J]. Abdom Radiol (NY), 2018, 43(8): 1978-1990. 

[26]KROWCHUK DP, FRIEDEN IJ, MANCINI AJ,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fantile hemangiomas[J]. Pediatrics, 2019, 143(1): e20183475.

[27]ERNST L, GRABHORN E, BRINKERT F, et al. Infantile hepatic hemangioma: Avoiding unnecessary invasive procedures[J]. Pediatr Gastroenterol Hepatol Nutr, 2020, 23(1): 72-78. 

[28]COPPOLA A, BIANCO G, ARDITO F, et al. Primary hepatic angiosarcoma[J]. ANZ J Surg, 2018, 88(1-2): e75-e76. 

[29]WILSON GC, LLUIS N, NALESNIK MA, et al. Hepatic angiosarcoma: A multi-institutiona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44 cases[J]. Ann Surg Oncol, 2019, 26(2): 576-582. 

[30]WANG J, LI Q, CUI YL, et al. Hepatic angiosarcoma:An analysis of 16 cases[J]. Chin J Hepatobiliary Surg, 2006, 12(8): 532-535. (in Chinese)

王健, 李強, 崔雲龍, 等. 肝血管肉瘤:16例回顧[J]. 中華肝膽外科雜志, 2006, 12(8): 532-535.

[31]BONACCORSI-RIANI E, LERUT JP.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vascular tumours[J]. Transpl Int, 2010, 23(7): 686-691. 

[32]LERUT JP, WEBER M, ORLANDO G, et al. Vascular and rare liver tumors: A good indication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J]. J Hepatol, 2007, 47(4): 466-475. 

[33]KIM HR, RHA SY, CHEON SH,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advanced stage primary hepatic angiosarcoma[J]. Ann Oncol, 2009, 20(4): 780-787. 

[34]SINDHU S, GIMBER LH, CRANMER L, et al. Angiosarcoma treated successfully with anti-PD-1 therapy – a case report[J]. J Immunother Cancer, 2017, 5(1): 58. 

[35]CHANG SD, SAKAMOTO GT. The role of radiosurgery for hemangiopericytomas[J]. Neurosurg Focus, 2003, 14(5): e14.

[36]DEL ROSARIO ML, SALEH A.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for congenital hemangiopericytoma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 Pediatr Hematol Oncol, 1997, 19(3): 247-250. 

[37]PARK MS, PATEL SR, LUDWIG JA, et al. Activity of temozolomide and bevacizumab in th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recurrent, and metastatic hemangiopericytoma and malignant solitary fibrous tumor[J]. Cancer, 2011, 117(21): 4939-4947. 

[38]MAKI RG, D’ADAMO DR, KEOHAN ML, et al. Phase II study of sorafenib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or recurrent sarcomas[J]. J Clin Oncol, 2009, 27(19): 3133-3140.

[39]STACCHIOTTI S, NEGRI T, PALASSINI E, et al. Sunitinib malate and figitumumab in solitary fibrous tumor: Patterns and molecular bases of tumor response[J]. Mol Cancer Ther, 2010, 9(5): 1286-1297. 

[40]JUNG DH, HWANG S, HONG SM, et al. Clinico-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of hepatic angiomyolipoma: A series of 23 resection cases[J]. ANZ J Surg, 2018, 88(1-2): 60-65. 

[41]LIU J, ZHANG CW, HONG DF, et al. Primary hepatic epithelioid angiomyolipoma: A malignant potential tumor which should be recognized[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6, 22(20): 4908-4917. 

[42]KUBO H, YAMAZAKI H, OKADA T, et al. Primary hepatic angiomyolipoma: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electro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A case report[J]. J Med Case Rep, 2017, 11(1): 76.

[43]GU T, WANG J, CHEN XQ, et al. Hepatic angiomyolipoma: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J]. J Jilin Univ(Med Edit), 2019, 45(1): 153-155, 219. (in Chinese)

顧騰, 王江, 陳曉倩,  等. 肝血管平滑肌脂肪瘤1例報告及文獻復習[J]. 吉林大學學報(醫學版), 2019, 45(1): 153-155, 219.

[44]HUANG YM, WEI PL, CHEN RJ. Epithelioid angiomyolipoma of the liver[J]. J Gastrointest Surg, 2018, 22(1): 175-176. 

[45]WANG WT, LI ZQ, ZHANG GH, et al.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recurrent posthepatectomy malignant hepatic angiomyolipoma: A case report[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5, 21(12): 3755-3758. 

引證本文

楊旭, 孫文兵, 高君. 肝臟血管源性腫瘤的診斷和治療[J]. 臨床肝膽病雜志, 2020, 36(11): 2569-2573.


本文編輯:朱晶

公眾號編輯:邢翔宇

點擊“閱讀原文”免費下載全文PDF


中國百種傑出學術期刊

中國精品科技期刊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中國科技核心期刊

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

核心影響因子1.598

2019年度核心影響因子、核心總被引頻次、綜合評價總分在消化病學類核心期刊中均排名第1位

《臨床肝膽病雜志》2021年第1~6期重點號選題及執行主編

《臨床肝膽病雜志》再度獲評 “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A)” , 總排名居消化病學類核心期刊冠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