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根基。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现代化发展历程为切入点，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提出与演变的内在逻 辑、工农城乡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方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多元化发展四个层次，系统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领域的理论创新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实践及其内在逻辑。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动态调整过程中，逐步从附属地位提升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运动式集体化改革模式转变为渐进性市场化改革模式，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路径；并在国家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统筹谋划农业农村发展，突破了粮食生产范畴，逐步拓展到追求综合经营服务体系现代化；定位也从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向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创新；工农城乡关系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的中心任务，并作出“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任务部署。着眼新征程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2]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我国新征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追求农业现代化、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探索。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三农”理论发展与创新深刻影响着我国农业农村制度安排，并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在新时代得到发展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农村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在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应有之义的宏观背景下，系统总结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三农”理论发展与创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对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对于深刻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进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现有研究大多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政策理论演变进行综合梳理，或选择分历史阶段对政策进行综合分析[3][4][5]，或针对某几项要素[6] [7]的政策演变进行研究，也有部分研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农村经济思想中的理论创新[8]，但在系统阐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梳理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空间。本研究以中 国式现代化为切入点，分别从农业现代化目标演变的内在逻辑、工农城乡关系、农业现代化推进方式 与目标演变四个维度，厘清不同时期党对“三农”工作的认识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意义，探讨党的“三农”理论演变创新与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以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演变

立足不同发展阶段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三农” 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农业农村领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演变历程，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目标中的“农业现代化”到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性飞跃。

（一）工业现代化优先，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是以原始生产方式为主、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落后农业大国。如何尽快摆脱落后的农业农村面貌，是摆在第一代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八大提出了国家现代化目标，即“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不仅将现代化目标分为四个方面，还明晰了先后次序与实施步骤。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对现代化目标进行布局，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发展任务转变，现代化建设目标不断调整，优先实现工业现代化，进而带动包括农业在内的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是这一时期政策的主要导向。

（二）农业现代化地位不断提升，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1987 年10 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三步走”战略进行了具体阐释和部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 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 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其中，第一步战略目 标“解决温饱问题”的核心路径是1980 年代初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第二及第三步战略进程中，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始终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由此，“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以农补工发展战略转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并将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从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到构建城 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三）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工农城乡关系作出重大研判，初步形成“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城乡现代化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现同步发展，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展望，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至此，我国将“农业现代化”目标拓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 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2 年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该战略布局确立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地位，开创了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彰显了“三农”领域发展政策的重大创新。

三、从“工业优先、城乡割裂”到“以工补农、城乡融合”

在落后的传统农业基础上不可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从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角度，谋划和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滞缓：农业服从工业，农村依附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发展环境，毛泽东指出：“要实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工业化。”[9]随着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迅速发动工业化成为主要目标。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推行工业化遇到落后农业制约工业发展的尖锐矛盾。如何应对工农业发展矛盾，选择何种工业化道路， 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课题，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模式特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及其制约性有着清醒认知，提出工农业需实现平衡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城乡兼顾发展规划基本成型。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策导向是实现工农城乡的平衡发展，但实现工业化和恢复经济的迫切性，使得中国共产党最终做出工业化偏斜运行的战略决策。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选择工业化作为经济“追赶”手段存在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其一是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利用比较优势，优先发展轻工业。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选择了走自我积累型工业化道路，依靠农业农村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逐步演化为“以城市为重心、城乡兼顾互助”的城乡关系。农业服从工业、农村依附城市的局面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壁垒逐步固化。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转移农业剩余，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矛盾。

上述发展战略，除受国际客观因素制约外，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模式影响，同时反映出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工业化理论缺乏系统认知的事实。在工业化初期，发展滞后的农业是影响我国工业现代化的主要制约条件。在贫穷落后状况下，我国依靠国家力量强制性发动工业化，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成本。相较于1952年，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加15 倍，而农业总产值仅增加1.3 倍[10]；我国1952 年至1978 年农业和工业发展速度之比为1:4.2，高于周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业产值之比为3:7，工农业劳动者之比为2:8，到1978 年，我国工农业比值上升为7:3，而工农业劳动者之比仍为2:8。实施工业化偏斜运行战略及相关制度安排，是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进程滞缓的主要原因。

（二）从“取”到“予”的历史性变革：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城市和工业为主导的工农城乡关系，同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结合起来，顺应了我国加快推进工业化的现实需求，但农业农村被置于被动适应的不平等地位，城乡矛盾突出。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 重要的工作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发展战略开始聚焦“三农”领域，改革开放率先从农村开始，致力于破除旧的城乡关系赖以存在的制度条件，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以期逐步统筹兼顾城乡发 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国推行，标志着农业农村服务甚至附属工业化发展地位的转变。然而，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国改革重心重新回到城市，农村改革红利逐渐减少，农业农村仍服务于城市发展需要，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利益格局仍未打破[11]。

进入 21 世纪，党中央采取更加积极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改善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由“取”到“予”的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六大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已初步具备统筹城乡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统筹城乡发展”列为“五个统筹”之首，揭示了我国城乡均衡发展的迫切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阶段的重大判断后，工农城乡关系得到极大协调。在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城乡关系的基础 上，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初步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框架。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体现了我国将农业农村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转变。工农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农业农村取得一定发展。

（三）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工农互促，城乡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12] 进入新时代，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成为我们党高度关注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要求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 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措施；而城乡一体化将 工农城乡整体统筹谋划，通过市场化改革与政策调 整促进工农城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统筹 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转变，使农业农 村摆脱了附属被动地位，揭示了我们党对优化工农 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提高。

“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3]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党中央开始统筹谋划工农城乡发展，着力促进城乡 在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融合[1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从战略高度把握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切实举措，明确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要求。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 提出反映了新时代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转型要求，我们党逐步向融合方向重塑城乡关系。单纯依靠“多予少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农城乡矛盾，因此，政策导向逐步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转向城乡融合发展，工农城乡关系也演变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至此，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我们党城乡关系治理理念的重大创新。

与城乡统筹立足城市“统”农村不同，城乡融合更注重城乡两地域空间的平等发展及要素合理配置，使农村从被动接受城市反哺转变为主动谋求发展，是我们党将农业农村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将系统思维应用于缓和工农城乡矛盾的创新性实践。近年来党中央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新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就“三农”论“三农”、就城镇论城镇的思维局限，体现了从战略全局考虑工农城乡问题的科学性，有力推动了我国从“工业优先、城乡割裂”到“以工补农、城乡融合”的创新性转型“。三农”领域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也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支撑。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 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15]。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要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16]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我国工农城乡关系从“工业优先、城乡割裂”到“以工补农、城乡融合”的动态调整，体现了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约束下，为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我们党对工农城乡关系认知的最优战略决策；进而决定了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历程，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从附属地位提升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四、从运动式“集体化”推动到渐进性“市场化”引导

西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翻版， 但人口与水土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具备西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如何走出一条与小农经济有效衔接、切实保证“三农”本位的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需要长期实践的课题。在坚持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面对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我国农业农村改革进程中采取的战略和具体措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17]。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农村改革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命令和政治运动，完成了激进式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的运动式“集体化”改革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改革策略区别于东欧转轨国家，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了渐进性“市场化”引导策略[18][19]。经过若干年改革实践，我国农村改革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路径。

（一）激进式改革：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强制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现代化经历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和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核心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命令和政治运动强制进行统一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体系亟待建立，为加快我国工业化资本积累，农业领域成为积累提取和成本转嫁的对象。如何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如何化解小农经济分散特征与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受苏联集体农业的影响，认为合作化和集体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我国大力发展集体化农业，以较低水平的机械化和农产品统购统销为特征的集体化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追求的基本方向，与农业相关的一系列生产关系经历了调整和变革。不同于苏联模式，我国推行“积极领导”和“自愿互利原则”相结合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但实践中，部分地区利用政治力量强行推动改革进程，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成为这一阶段推动我国农业激进发展的重要动力。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通过政治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了合作化高潮，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最终建立起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党领导人民力图加快建设步伐，以争取更多的主动。但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不切实际地开展“大跃进” 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中，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号召全国向山西大寨学习，进行大规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行政力量配置社会资源。这一时期我国实施了行政计划色彩浓厚的农业集体化制度，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三大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任务。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集体经济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制度安排[21]，农村和农民只是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被动接受者。高度集中的单一产权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优越性，但农业生产经营的计划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经济、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带来一定破坏。

（二）市场化改革：自下而上，诱致型变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农业农村领域改革围绕政府—市场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展开，主要通过经济制度变迁放松政府管制，进而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推动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启动了中国农业农村领域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 “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改革方式成为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经过初步市场化改革，我国完成了“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两大突破，产业化农业和乡镇企业逐步得到发展。注重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全面提 升“三农”领域发展效率与质量，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的基本线，市场在农业农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2]。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作出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历史性决策，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突破了原来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的单一模式；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同地区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形式不断涌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化改革方向，提出“必须积极培育农村市场”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积极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经营，逐步引入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市场获得初步完善和发展。这一时期，政策举措始终遵循市场化改革方向，围绕明晰各类产权和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展开，整体改革措施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推进。但随着深化改革开放，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农业为工业服务的格局，农业农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巨大进步空间。

（三）全面深化改革：科学规划先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进入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改革从相对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向覆盖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深化改革模式。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渐进性市场化改革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基本特征。

一方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注重科学规划的作用，将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作为改革的关键举措。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继续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坚持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尊重农民和基层首创精神”。政府更加注重用顶层设计的方式引导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领域，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导向更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要求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以我国土地经营制度 改革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例，新时代以来，在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更注重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事，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必须审慎稳妥推进。”[23] 2021年农业农村部正式颁布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流转规模应当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至此，渐进性的土地制度经营制度改革路径基本形成。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其 重要保障，科学制定并推动乡村建设规划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乡村建设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做到先规划后建设…… 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加强分类指导，不要一刀切、搞运动，不要干超越发展阶段的事”。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2021 年— 2025 年）》和《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和重要会议精神均表明，我国在农业农村改革领域更注重科学规划先行，未来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将继续沿市场化道路前行，绝不退回强制 性安排的计划体制老路[24]。

另一方面，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实践路径，注重政策落地的因地制宜和多元化发展模式。基于我国农村区域间和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基本事实，有效衔接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因地制宜落实农村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式成为有效路径[25]。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鼓励探索创新，在明确底线的前提下，支持地方先行先试，尊重农民群众实践创造；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三农” 工作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改革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仍然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内生动力，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对土地流转和经营作出明确指示“：要尊重农民意愿，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要坚持规模适度，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真正受益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在对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形式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各地实践看，各种经营主体、各种经营形式，各有特色、各具优势，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环节都有各自的适应性和发展空间，不能只追求一个模式、一个标准。”[26]我国对土地经营制度和多种经营形式的政策指引，体现了我国在推进农业农村领域改革过程中，既注重自下而上的主动性，也强调因地制宜和 多元化发展。

五、从单一的生产目标到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目标

随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定位目标也从单一的生产目 标逐渐转向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综合性目标，一方面体现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进阶：从单一的生产目标转变为经营、管理、组织体系等综合性目标；另一方面体现为“三农”领域综合规划和发展：从偏重农业生产和经济功能转向乡村综合发展。

（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发展：从以粮为纲到多功能开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急需解决粮食等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因此，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手段成为当务之急。国家提倡 “以粮为纲”，提出了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农业现代化”，将其局限于农业生产过程的现代化，导致各地将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作为核心甚至唯一的考核 指标，片面追求粮食生产的高速增长[27]。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片面，农业过度粗放发展的二产化生产模式是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后，随着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完成，农业现代化概念突破 了生产力范畴，逐渐扩展到农业经营管理领域，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仍面临着忽略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态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阐释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即“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两个转变”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 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随着农业现代化 进程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经营逐渐突破传统种养殖生产，向更加广泛的生产经营方向延伸。我国逐渐认识到，农业不仅具有提供食物的基础功能，还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功能价值。我国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论认识突破了粮食生产范畴，逐步拓展到追求综合经营服务体系现代化、开拓农业功能的转变。

新时代以来，我国对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多功能有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认识，在注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在实践中拓展农业农村的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间。主要表现为由偏向农业经济功能演变为全面考察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多种功能和由偏向农业发展数量和速度转变为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及可持续性。

农业现代化从粗放型传统农业转向可持续生态农业，从单纯注重生产效率转向兼顾生产效率和生态效率，强调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态屏障功能。现代农业追求发展综合性农业产业体系，开始注重实现农业的多元化目标，使农业从相对单一的经济价值逐渐过渡到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形成多功能的农业体系。新时代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方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态农业、绿色发展成为新时代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基调，农业现代化以 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逐渐将农业可持续发展纳入考虑范畴。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强调兼顾多重目标和多主体利益的系统化农业逐渐得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以绿色转型和低碳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系统化农业是深入探索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大阶段性成就，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保障种质资源、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等也不断作为多元化发展目标纳入系统化农业发展体系中。

（二）丰富乡村功能定位：从单纯的经济功能转为多元化价值

我们党对乡村功能定位的认知实现了创新性飞跃：乡村不仅是承载农业生产的区域，还是具有 多种功能的有机场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功能应跳出农业生产的固定思维，逐渐开发其 生态涵养、休闲观光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功能。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由注重农业经济生产的现代化目标 转变为追求“三农”领域现代化的全面发展，通过实施深层次改革创新措施激发“三农”领域活力，以此促进农村繁荣与农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在“三农”领域进行了全面实践探索，强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必须一体设计、协同推进，使提高农业效益和加强乡村治理有机结合，通过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生产力水平，不 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三农”之间的良性循环，并将粮食安全、农村生态环境、共同富裕、乡村治理等纳入综合目标范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背景下，必须重新审视乡村的多元价值，以绿色生态导向促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成。“ 农业现代化”创新性转为“ 农业农村现代化”，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突破了单一生产目标，更注重多功能开发和综合发展，成为我们党在“三农” 领域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

结语

从“农村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体现新时期我们党在“三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8]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主要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转变，从实践上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表明我国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作为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重要目标，通过统筹规划“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有机融合。上述转变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三农”工作的基础地位，还表明中国共产党对“ 三农”工作重心认知的重大转变：将农业现代化问题从产业部门范畴拓展为区域社会性范畴，体现出我们党在推进“三农”领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

具体来说，第一，中国共产党对特定时期工农 城乡关系的认知从根本上深刻影响着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我国工农城 乡关系动态调整过程中，逐步从附属地位提升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就“三农”论“三农”的思维局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系统思维应用于解决我国工农城乡矛盾的重大理论创新。第二，在农业农村现 代化推进方式的选择上，我国经历了从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运动式“集体化”改革模式到渐进性市场 化改革模式的创新性转变，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路径。遵循客观规律、科学规划先行、注重政策因地制宜 的全方位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逻辑的创新性成果。第三，我们党对乡村功能定位的认知再次实现了创新性飞跃。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选择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在国家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统 筹谋划农业农村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论认识 突破了粮食生产范畴，逐步拓展到追求综合经营 服务体系现代化；农村功能的定位从单纯的粮食供给方转向多元化发展。

（本文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软科学课题《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2]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N]. 人民日报，2022-12-25.

[3] 黄少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总结[J]. 经济研究，2018（12）.

[4][11]慕良泽，赵勇. 中国共产党“三农”战略：百年回溯与展望[J]. 中国农村观察，2021，（3）.

[5]魏后凯，刘长全. 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脉络、经验与展望[J]. 中国农村经济，2019，（2）.

[6]黄季焜. 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J]. 农业技术经济，2018，（3）.

[7] 高鸣，郑庆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改革进展与深化方向[J]. 改革，2022，（6）.

[8] 朱信凯，杨晓婷，高原. 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J]. 双色球学报，2022，（4）.

[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G].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96.

[10]许涤新. 当代中国的人口[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4-295.

[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G].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55，256.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88.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2-02-23.

[16]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2-05-07.

[17]黄少安. 改革开放40 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总结[J]. 经济研究，2018，（12）.

[18]蔡昉，王德文.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9]黄季焜. 六十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三十年改革奇迹——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J]. 农业技术经济，2010，（1）.

[20]唐任伍，唐堂，李楚翘.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演进进程、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J]. 改革，2021，（6）.

[21] 周其仁.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J]. 管理世界，1995，（6）．

[22] 陆雷，赵黎. 从特殊到一般：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的省思与前瞻[J]. 中国农村经济，2021，（12）.

[23][2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7,175.

[24] 宋洪远，张益，江帆.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三农”政策实践[J]. 中国农村经济，2021，（7）.

[25] 陈奕山. 小农户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处境变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27]魏后凯，刘长全. 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脉络、经验与展望[J]. 中国农村经济，2019，（2）.

[2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77.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2月